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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文化传统的当代定位

作者:广西地方志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1-04-30 16:09

【摘要】方志文化需要明确自身的历史定位和当代定位,以确立创新与发展的方向。当代社会对以地方志为代表的文化信息的巨大需求,通过相应的政治运行体制,特别是地方志的官修体制体现出来,从而决定了地方志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堪称文化事业中具有最深厚渊源的基因,在信息化时代,它仍然是最权威的官方史料文献之一,是最有保存价值的权威史料。这是新编地方志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定位,也是地方志在信息爆炸式扩张的时代得以存续的理由。应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和要求,对地方志的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做出新的理解。摆脱地方志困境的唯一出路是着力于功能创新、内涵创新、机制创新和学科建设,实现转型升级,使地方志真正发挥其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载体的功能。

【关键词】地方志;文化传统;当代定位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20)01-0005-05



广义的方志文化包含人们在方志活动(包括编纂、应用、存藏、传播、管理等)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方志文化则大多指地方志书及其衍生加工产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前任秘书长田嘉在2012年对此曾经提出过相似的见解 [1]。对方志文化及其建设,有学者从方志文化的内涵和建设途径 [2]等方面做了有见地的探索。全国第二轮三级地方志编修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第三轮地方志编修也将启动,在此关键的时点,如何进一步推动方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明确方志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当代定位,确立方志文化的创新发展方向和重大战略。

一、方志文化的历史定位

曾有戏言称古代县官上任三件大事:收税、判案、修志。这句话对古代官员职责的概括固然不完整,但也揭示出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中包括修志。在文化不普及、科学技术不发达、缺乏多样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技术手段的古代,屈指可数的地方志和史书是主要的价值载体、知识载体和信息传播工具。无论是编纂、刻印或收藏地方志书,都是一种受人称道的荣耀。尽管无论哪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方志、图经、地志、地记可能都算不上是流传最广泛、阅读面最大的典籍,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基础性和最有流传价值的文献,是当代中国文化中具有久远历史渊源的文化基因。方志的这种历史定位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正因为如此,2011年11月朱佳木在广西调研时曾说:“志书不是畅销书,而且很有可能是最不畅销的书,没有办法跟小说比。但是,志书绝对是所有书籍中生命力最强的书。”他还打了两个比方:“一个是一条船上装满了书,船要沉了,必须往外扔书,首先扔什么书呢?我想首先是扔小说,其次是扔其他文艺方面的书,以及各个学科的书。最后剩下史书和志书,只能留一种,留哪种呢?我是搞历史的,我肯定留志书,因为留下志书还可以写出新的史书,但是扔了志书就写不出新的史书,更写不出新的志了。另一个比方是,我们人类今后要坐宇宙飞船到别的星球,舱位有限,只能带一种书,带什么书呢?我想肯定带志书,因为把人类文明记述得最全面最系统最清楚的只有志书。” [3]这段话是对地方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十分形象生动的描述。历代官员和文人作为具有崇高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史籍志书的编修者,以志载道,以文载道,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也以史志名垂后世。地方志这种难以取代的文化功能以及历史上修志人拥有的崇高社会声望,正是历代修志人奉行的“一本书主义”价值取向之根源。

二、方志文化的当代文化价值定位

当代社会发展中内在蕴涵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对以地方志为代表的文化信息的巨大需求,通过相应的政治运行体制,特别是地方志的官修体制体现出来,决定了地方志依然是官方倡导的价值观的传播载体,也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而不可能成为那些非主流价值观的载体。由于其久远的历史,地方志堪称社会文化事业中具有最深厚渊源的文化基因。在信息化时代,地方志仍是最权威的官方史料文献之一,是最有保存价值的可靠史料。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地方志是为党为国为民立言传言,传承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这是新编地方志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定位,也是地方志这种文化载体在信息爆炸式扩张的时代得以继续存续的理由。

众所周知,地方志在地方建设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领导机关做重大决策,学界研究地方历史、地方经济与地方文化,社会各阶层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都需要地方志提供权威地情资料。正因为地方志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长期以来才受到党政决策者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地方志工作条例》《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重要法规、规划和规范性文件的先后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地方志文化传统在21世纪得到空前有力的制度支持,也预示着地方志的长期繁荣将是可以预期的。这种长期繁荣的根源,亦在于地方志文化在当代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定位。

三、方志文化的当代功能定位

方志界对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三项基本功能已有共识。地方志的这些基本功能在当代也能得到发扬光大,毋庸赘述。当然,地方志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其功能必然发生某种变化,原有三大基本功能的覆盖范围和社会地位无疑有所收缩或退化,某些新的功能则有可能顺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步形成,从而逐渐派生或孕育出作为科研工具、文化传承以及增强社会认同等新的文化功能。

科研工具。离开了地方志,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将无法进行。不仅如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地方志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制度、民俗等地情变迁的记载,使得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民俗学乃至建筑、艺术、宗教学、哲学等学科有了可靠的上溯渊源,甚至成为这些学科开展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传承。每个族群、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这种传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途径延续,然而最准确最权威的传承途径莫过于书面文字的记载和传播。作为社会文化事业中具有最深远历史渊源的基因,作为具有权威性和全面性的官修资料性文献,历代地方志在记述、传播和传承地域文化、族群文化方面居功至伟,功不可没。当社会提出要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时,地方志一展身手的时机就到来了。

群体凝聚。地方志是延续民族文脉、增强族群凝聚和社会认同的可靠工具。林林总总的地方志对乡情乡音的丰富记载,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思乡愁,成为地缘感、族群感、职业感的依托载体,发挥着凝聚乡亲、族群、职业者等群体的作用,激励人们热爱家乡,增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为相关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和心理支持的文化功能。通过一部地方志,往往可以唤起许多人的乡情共鸣和襄助行为。

四、方志文化的当代市场定位

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形态,诞生于以手工业、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时代的方志文化,当然也要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方志文化必须寻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份额。这既是方志文化生存的必需,也是做大做强方志文化事业的客观要求。

方志文化的市场价值。作为一种小众文化产品,地方志在信息时代究竟还有没有市场价值?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任何文化产品只要有社会需求,就会有通过市场途径满足此种需求的可能性,从而存在开拓其市场的机会。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媒体时代到来,自媒体人层出不穷,智能手机让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制造新闻、传播新闻、接收新闻。“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全媒体”这类概念让人眼花缭乱。出版周期远快于志书年鉴的报刊等传统纸媒已不再拥有叱咤风云的话语权,更何况编写周期动辄数年乃至十数年的地方志书。时代环境的这种巨变,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方志作为存史、资政和教化的主渠道与主要载体的地位,同时也对地方志的存藏和传播、市场价值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能够把握新技术条件下地方志开发的机遇,主动开发出符合信息时代受众需求的地方志各种衍生产品,包括资政信息、大众阅读、知识学习和市场经营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载体形式上可以开发出脱胎于厚重的方志、但篇幅精炼的纸质材料,更可以研发便于查阅使用的多种形式网络读物、数码产品,那么就可能使地方志的生命力在新技术条件下得到延展和强化,体现出新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地方志的新价值已为各地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种种实践所证明。

方志文化的市场资源。在信息化时代,方志文化的受众覆盖面不可能像古代那样广泛,作为一种信息传播途径也不再具有唯一性或不可取代性,而是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和制约。为此需要努力使地方志可能利用的市场资源最大化,以应对时代的变迁。那么地方志文化的市场资源究竟有哪些呢?市场资源包括市场主体、设施、人才、受众和资金等。地方志市场主体指各种对文化发展有较高期望和潜力的投资主体、经营管理主体。地方志机构不仅是文化事业实体,其下属的事业单位也可以作为投资主体创办或参与创办各种文化产业实体、事业与企业结合的实体,力争在方志、年鉴市场化经营上取得新突破[4]。设施资源既有各种丰富的志鉴资源,也有方志馆、地情馆、史志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这些资源是发展地方志文化产业的物质依托。人才资源方面,可以依托地方志机构独特的方志人才资源,创办各种方志文化发展交流中心、志鉴编修服务中心、地情信息中心、地方发展咨询中心等实体。受众资源不仅指向与社会管理直接相关的政府官员、对学术研究资料有渴求的学界人士、希望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各阶层,还包括以学习和娱乐为目的而接触地方志产品的青少年群体。这类群体如果得到有效开发,将成为地方志文化产业客户资源新的增长点。地方志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多元化的,在目前的机构编制内,各地地方志机构基本都属于全额拨款且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公益文化事业单位,端着“铁饭碗”,地方志机构及其下属单位的主管有投资意愿的不多,有意愿同时又有融资能力的更少,加上各种法规政策的限制,使得地方志机构创办的文化产业实体寥寥无几。这表明未来地方志事业和产业在市场化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方志文化的市场功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发达,大众传媒日益多元化、信息化、平民化,使得信息载体日趋多样化,从单一的文字和简略的地图,发展到照片、影视、视频等多种现代载体,纸质志、影像志、数码志和网络志多种载体介质并存。仅就纸质形态而言,地方志也从单一的文字志发展到文字志、图志、照片志多种纸质形态并茂。即使是地图这种地方志的传统记述载体,也发展到使用各种精密测绘手段包括大地测绘、航拍和遥感卫星获得的精确地图,包括各种详细的街景地图和三维实景地图,远非昔日白描木刻地图可比。人们未必一定要查阅厚重的地方志书,也可借助互联网和手机,通过现代信息载体如各种纸质媒体、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上各种门户网站、专业网站、搜索引擎、微信、微博、博客、客户端等更快地查阅地方志,学习和了解地情。换言之,地方志可以通过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创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渗透到各种群体的学习、研究、工作和生活之中。因此,除了存史、资政、育人这些传统的基本文化功能,在市场经济环境的浸润下,地方志还逐渐孕育衍生出作为科研工具、招商引资等市场功能。作为科研信息的地方志资料的有偿使用,也许是地方志文化产品的市场功能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根据地方志提供的资源信息招商引资,决定投资方向或经营策略,发展地方经济,可以说是地方志与经济结合得最紧密的方面,也是充分利用地方志的市场功能的结果。

五、方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对诸种文化要素在民族复兴、富民强国的进程中所起的重要支柱作用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对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强烈的追求愿望,这是任何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化软实力包括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国民素质、社会制度、文化产品和价值体系所带来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任何仿效和认同,对一种社会文明和国民素质的赞赏,其实质或核心都是对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强制性的结果,而是表现为文化吸引和精神感召,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如前所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传统的地方志文化,它对延续民族文脉、增强社会认同的作用不应低估,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重要载体。地方志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创新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固然,从现代文化视野来剖析地方志文化,无疑可以发现当代地方志在价值定位、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或缺陷,对于这些不足或缺陷已经有许多分析论述。这些不足或缺陷,可能使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在中国文化体系语境中被边缘化和逐渐丧失软实力的困境或危机。方志人应主动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和要求,对地方志的功能定位和工作机制做出新的理解。摆脱地方志困境或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着力于多方面创新,以使地方志真正发挥其社会主流价值文化载体的功能。

(一)功能创新。存史、资政和育人这三项基本功能是地方志在各种信息载体层出不穷且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能够存在下去的根基,但是要适应时代对信息载体的要求,尤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必须具备更多的功能,对社会有更广泛的功用,才能在竞争中立足。目前科研工具、文化传承和群体凝聚已是得到较为普遍认可的三项新功能。如何拓展地方志的新功能,增强其文化影响力,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有所作为,是当代地方志能否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关键因素。

(二)内涵创新。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方志人奉行的是“一本书主义”,即以能够完成一部志书为荣,以编修出一部能够流芳后世的志书为自己的使命。由功能创新派生出来的第二个创新命题就是地方志的内涵创新。朱佳木在2011年3月就指出,地方志工作的内容应有9项,即志、库、馆、鉴、用、刊、网、会、研,而且认为这9项还没有囊括地方志工作的全部内容 [5]。201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科研工作会议上指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地方志工作形成了志(志书)、鉴(年鉴)、史(地方史)、库(地情数据库)、馆(方志馆)、网(地情网站)、刊(期刊)、会(学会)、研(理论研究)、用(开发利用)十业并举的新格局 [6]。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冀祥德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地方志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 [7]。地方志组织者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志以修志编鉴为主业,但绝不能再局限于孤零零的一本书主义,而要逐步充实自身的内涵,实现从一本书走向多业并举的一项综合性文化工作,进而转型升级为一项“志、鉴、史、库、馆、网、刊、会、研、用”多业并举的社会事业。只有发展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地方志事业,才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对信息的多方面需求,获得社会的高度关注,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才不致沦为要四处呼吁申请保护的“文化遗产”。

(三)机制创新。地方志的官修体制决定了它必然受到官方重视,但是其具体工作机制长期以来多是依靠政府公文、会议和地方官员个人的推动,尽管曾经有过一些制度,但总体上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度并不高。随着新方志事业的发展,地方志由一本书主义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其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已不是单凭领导个人热情和能力或公文、会议等非法制手段能够达成的,仅仅依靠少数铁杆“志粉”的激情也无法充分满足社会对地方志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海量信息服务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依法治志的命题就成为顺应时代要求、合乎依法治国方略的大战略。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从只是依法修志到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全面法治化,包括依法管志、依法修志、依法用志、依法藏志、依法传志,无疑是地方志事业里程碑式的飞跃。同时,地方志事业是一项扎根于地方的全国性文化事业,仅仅有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或地方法规,不足以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做出统一规范和要求。需要考虑制定全国性的地方志法律,使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更权威的法律解释和依据。

(四)学科建设。方志学长期以来从属于历史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8]。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方志学研究有了多方面的进展。但是检视多年来的方志学研究成果,大多数为方志编纂学和方志史的研究成果,而关于方志学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学科方法、逻辑起点等学理性的基础研究则甚少,以致连方志学科的性质也没有一个公认结论。就连成果斐然的方志史研究也存在一些经不起史实检验的“结论”或主观判断,比如至今还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而就已知情况而言,日本、越南、朝鲜、韩国等都曾经或者还在编修地方志,这说明对地方志海外流播史的研究了解还不全面 [9-10]。还有部分研究者公式化地认为“文革”期间中国的地方志编纂完全中断,就属于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地处中越边境地区的广西龙州县在1974年就曾经编修过一部新县志,当时正是中国“文革”期间“批林批孔”火热之时。由此可见,在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有待努力开拓的领域,还有许多未解之惑等待研究破解。

要加强地方志学科建设,政府决策者和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必须对地方志学术研究的意义有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举措。近年来,为了实现志鉴编修“两全”目标,各地不得不把工作重点和精力放到志鉴编纂业务上。同时,由于地方志工作机构多年来普遍实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体制,地方志工作者无法评聘专业技术职称,也不能申报为企事业人才设立的国家和省部级荣誉称号,在一些地方甚至连申报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都不行。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地方志机构的体制编制也不一致。囿于管理体制上的诸多束缚,各地虽然有一些有志于方志学术理论研究的人才,但科研与激励机制脱节,做多做少一个样,做与不做一个样,必然影响到地方志队伍业务人员重视科研、钻研学术的积极性,使地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失去制度化、规范化的持续内在动力。没有人愿意从事的研究领域当然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门受人尊重的独立学科,更谈不上成为显学。而没有获得学术界公认地位的任何研究领域,在学科声望、文化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难免被人忽视或诟病。地方志学科建设遇到的这种体制障碍和困难,同样不可能仅依靠领导动员、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等非制度性举措,或者仅仅寄希望于少数人的专业情怀来完全消除或根本改变,必须立足于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全局,实施依法治志,从顶层制度设计来考虑破局。(作者: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李秋洪,原文载于《广西地方志》期刊202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田嘉.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加快方志文化建设做出新贡献[J].中国地方志,2012(5).

[2]萧艳娥.物质·制度·精神——关于方志文化建设的思考[J].中国地方志,2012(1).

[3]朱佳木.在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2012(3).

[4]陈曼平.方志文化发展改革浅谈[J].中国地方志,2012(3).

[5]朱佳木.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把地方志工作不断推向前进[J].中国地方志,2011(5).

[6]李培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科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2017(2).

[7]冀祥德.总结经验树立自信高位运行奋发有为 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J].中国地方志,2017(1).

[8]王建宗.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J].中国地方志,1983(6).

[9]王熹.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下)[J].中国地方志,2012(4).

[10] 田嘉.促进方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次盛会[J].中国地方志,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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