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志”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记载和传承历史方式的唯一中国表达，“中国之治”是世界所有国家治理社会的独特中国模式。“中国之志”既能为当下之“中国之治”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又能为未来之“中国之治”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看也。”世界四大古文明之所以唯有中华文明传承千年、至今不辍，原因之一就是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即“中国之治”这一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在“中国之治”初步形成并将继续完善和发展的今天，地方志工作者的应有担当就是以“中国之志”资政辅治，记录、传承、传播和弘扬“中国之治”。

做“中国之治”的资政者。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地方志从先秦滥觞，在两宋成熟，再到明清繁荣，编修赓续不断、传承不止。隋唐以来，地方志官修制度开始确立，并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逐步把修志规定为官责官修的政府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古志有8000多种，占现存的中国古籍十分之一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出版的新方志达3万多种。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献可以像地方志这样，连续编纂两千多年且自成体系，筑成一座珍贵而巨大的资料数据信息宝库。从世界视野中看，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客观记载国家或一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基本状况并代际传承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国之治”初步形成后，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之治”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如何发挥“中国之志”的巨大资源优势，挖掘历史智慧，为“中国之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是全国地方志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做“中国之治”的记录者。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根，这种灵魂和根就从制度和文化传承中呈现出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把这些用地方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传之后世，是地方志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地方志肩负着以文化人、培根铸魂的使命，地方志所记录传承的，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风貌，最应该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稳定奇迹，所有这些，亟须用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记述载体完整而客观地记录下来。当前，地方志工作者需要主动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的使命，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全面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客观记载并向世界传播、向我们的后人传承具有鲜明中国特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之治”。

做“中国之治”的传播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制度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要积极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传播能力，面向海内外讲好中国制度的故事，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地方志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国之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地方志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地方志事业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地方志成果，资治、记录“中国之治”的同时，传承、传播好“中国之治”。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6日第19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