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志学作为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同方志事业一样施行转型升级新战略。方志学转型升级的目标，就是把方志学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其转型升级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型向当代型、从单书型向系统型、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三个转化，并以扬弃历史遗产、总结当代经验和借鉴相关学科作为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

近年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为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精神，已在方志事业发展中施行以“十业并举”和“六个”转变 ［1］ 为核心内容的转型升级新战略。目前此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方志理论研究作为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当然要同其母体方志事业一样施行转型升级新战略，否则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全面性。方志学转型升级不是一项具体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文化工程。因此，欲让方志学转型升级工作能够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有必要对如下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一、转型升级的目标

人们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首先都要确立一个目标，否则就不可能顺利完成此项工作。那么方志学转型升级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欲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方志学建设目标的确立过程说起。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虽然已经有人论及方志学建设的目标问题，但仍然只是学者个人的看法而已。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高瞻远瞩，开始把方志学建设问题列入议事日程。1995年8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指出，我们要“按照现代科学的要求”，“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建设起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科学的完整的新方志理论” ［2］ 。由此可见，“建设起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科学的完整的新方志理论”，这就是那时所认定的方志学建设目标。2004年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指出：“我们要认真组织全国方志理论工作者，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做好学科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争取尽早形成较为科学的、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和方志学学科体系。” ［3］ 由此可见，“形成较为科学的、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和方志学学科体系”，就是彼时所认定的方志学建设目标。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明方志学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即到2020年把方志学建成“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二是指明方志学建设的最终目标，即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把方志学建成“成熟”的“学科体系”。这个最终目标也就是方志学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

借鉴现代学科建设经验，方志学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具有独立性。自古以来，方志学一直依附于地理学或历史学，或者说传统方志学是没有独立性可言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方志学应该是一门独立学科。比如有人说：“时至今日，方志学已经到了为自己在现代科学的殿堂里寻位落座、独立门户的时候了。” ［4］ 如果说在1995年以前主张把方志学建成一门独立学科，还仅是一些学者的个人见解的话，那么自1995年开始，这种主张就已成为国家主管部门所要求的主导观念。例如，1995年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指出：“新方志学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5］ 时至今日，虽然说方志学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方志学仍未完全独立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目前中国学科分类中，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及代码国家标准》，还是《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都把方志学列为“中国历史·专门史”之下的一个三级子学科。因此，打造方志学的完全独立性，仍是今后方志学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二是要具有完整性。从目前已有的方志学研究成果看，无论是在纵向研究方面还是横向研究方面，都是残缺不全的。当代著名方志学家来新夏早在1995年就指出：“近几十年，方志学理论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体系，对于总结旧志和创编新志都缺乏学术理论加以指导。因此，建立新的方志学体系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 ［6］ 时至今天，方志事业已经呈现出持续和全面发展的新态势，作为具有现代形态的方志学，它理应涵盖的已经不是修志一业，而是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从“十业”角度去审视，我们已有方志学的内容显然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现在要让方志学转型升级，就必须在打造内容完整性上继续下功夫。三是要具有科学性。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国方志学，一方面它确实具有一定科学性，否则它就不可能流传至今。但是另一方面，其科学性又是较差的，所以至今还不能跻身于现代成熟学科之林。我们此前的方志学建设虽然已取得巨大成绩，但在科学性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不少取名为“方志编纂学”的专著，但其中多数专著均未给“方志编纂”这一基本概念做界定，这样该专著就自然缺乏应有的理论支点。正因为我们已有方志理论的科学性还不够强，所以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高校都未把方志学列为本校的一个专业。朱佳木曾经指出：“现在绝大多数高校仍没有将方志学列为专业，这说明方志学科还不够规范，不够系统，不够完整，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学科条件。” ［7］ 因此，我们现在要让方志学转型升级，就应该在打造科学性上继续下功夫。

二、转型升级的任务

我们既然把建成“成熟”的“学科体系”视为方志学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那就应该进而确定方志学转型升级所应完成的基本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把此项工作落到实处。那么方志学转型升级的基本任务究竟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实现如下三个转化。

（一）实现从传统型向当代型的转化

这里所言从传统型向当代型（或现代型）转化，是从更新方志观念的角度来立论的。方志观念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方志编纂实践来说，还是对方志理论来说，方志观念都是一个具有总领意义的根本问题。古往今来的方志观念，大致可概括为三种：其一，视方志为一种笔事，简称“笔事说”；其二，视方志为一种文本，简称“文本说”；其三，视方志为一项事业，简称“事业说”。“笔事说”就是视方志为一种写作活动，流行于汉唐。“文本说”是对“笔事说”的延伸和发展，流行于宋至民国。“事业说”是对“文本说”的延伸和发展，流行于当代，目前仍处于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1995年之前，由于时代局限，方志学建设者皆在践行“笔事说”或“文本说”。迄今为止，在已有的方志学专著中，认定方志为一项事业者寥寥无几，其中绝大多数仍认为方志是一种文本。如方志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卷首《导论》说：“地方志是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方志”与“志书”、“方志观念”与“方志概念”区别开来。我们作为21世纪的方志工作者，必须坚决摒弃视方志为文本的旧观念，牢固树立视方志为事业的新观念，并以此新观念来谋划方志事业和方志理论的新发展。惟有如此，才能不断推进方志理论的转型升级，最终把方志学真正建设成具有现代品格的理论体系。

（二）实现从单书型向系统型的转化

这里所言从单书型向系统型的转化，是从优化方志学整体结构角度来立论的。所谓“单书型”，是指把各种方志问题囊括在一书之中。所谓“系统型”，是指对纷繁复杂的方志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纵观我国方志学研究，业已经历两个阶段，即“单书型”阶段和“系统型”阶段。“单书型”研究阶段涵盖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末。彼时方志学专著皆把各种方志问题汇为一书。自20世纪80年中期开始，随着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方志学界开始探讨方志学的理论体系问题。比如1983年王建宗率先撰文，认为“方志学欲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就应当建立自身的科学体系”，而且还借鉴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认为方志学基本体系应当由三部分组成，即“方志学理论，或称之为理论方志学”，“方志学应用，或称之为应用方志学”，以及“方志学发展史” ［8］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方志学研究出现诸多子学科并驾齐驱的新态势。彼时不仅方志学概论（又称通论、引论、基础、基本原理等）新作陆续面世，而且方志编纂学、方志史以及诸多交叉子学科专著也陆续问世。尽管我们此前在方志子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可喜成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建成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方志理论体系，故欲把方志学真正建设成一门系统而完整的学科，仍有许多新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补白。

（三）实现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转化

这里所言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转化，是从提升方志学整体质量角度来立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在诸多子学科建设上取得显著成绩，其中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史三个子学科建设成就最为突出。但就总体而言，我们已有的方志学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比较粗疏的。其总体状况就是感性叙述多，理性阐述少；经验总结多，理论升华少；编纂研究多，应用研究少；方志思想研究多，方志方法研究少；内向型研究多，外向型研究少。就方志学概念体系建设而言，承袭旧说多，创立新说少。有的是概念不定，比如使用方志、方志属性、志文笔法等不同说法。有的对基本概念一直未作明晰界定，比如使用方志编纂、志书（或方志文本）等表述。就目前已有的方志学理论专著而言，虽然数量已经不少，但其质量尚待提高。有学者在评述当代方志理论的发展状况时曾说道：“当代方志理论的发展依旧落后于修志实践的步伐，仍然不能适应修志实践的需要。一些课题被翻来覆去‘炒冷饭’，重复劳动，浪费资源，而研究并未深入下去；一些理论著述的观点或材料或论证方法往往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表述陈陈相因，缺乏创见；一些表述自觉或不自觉地流于八股腔，文字冗长繁复，读起来佶屈聱牙，文风不够清新脱俗，如此等等。” ［9］ 因此，真正实现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转化，无疑是今后方志理论建设的一项艰难任务。

三、转型升级的途径

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 ［10］ 那么方志学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究竟是什么呢？综合此前学者的意见，主要有如下三个途径。

（一）扬弃历史遗产

方志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有其继承性的。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11］ 哲学发展是如此，方志学发展也是如此。有人在总结清人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经验时写道，章氏方志理论“有一个重要来源，那就是不断总结吸取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经过自己的努力，又使之上升为修志理论” ［12］ 。当年章学诚建设方志理论，曾以扬弃方志历史遗产为基本途径。我们今天建设方志理论，也同样必须以扬弃方志历史遗产为基本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学界虽然在扬弃历史遗产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且取得了颇多可喜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足，还远不能适应21世纪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其中一个明显缺憾，就是还未能对近30年来方志事业发展的实践做出应有的系统理论概括。正因为我们已有的方志理论存有诸多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方志历史遗产的系统清理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方志观念、方志理论、方志方法的系统清理和深入研究。

（二）总结当代经验

坚持面向现实，这本来就是一切有作为理论家所共同创造的一条成功之路。现代哲学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如果说旧方志学是彼时方志研究者不断总结旧时代方志事业发展经验的结果，那么新方志学也必然是新时代方志研究者不断总结新时代方志事业发展经验的结果。此前方志研究的论著对于当代方志的实践经验已经有所总结，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学者曾把当代方志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对方志功能归纳出‘存史、资治、教化’的‘六字经’”，“明确地提出地方志书要反映忧患意识”，“爱国主义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对‘详今略古’传统原则的扬弃”，“由‘秉笔直书’到‘实事求是’”，“从‘述而不作’到‘述而有作’”，“从‘越境不书’到‘越境可书’”，“关于志书质量标准的探讨” ［13］ 。尽管此前方志学界对当代方志实践进行了许多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研究依然是不全面、不系统和不深刻的。对其总体状况，恰如有学者所言：“总的说来，方志理论研究成果与丰富的修志实践成果相比，无疑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在不少方面，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修志实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实践总结得不够，不少实践经验尚未经过理论概括，以使后来者（实践者、研究者）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感悟。” ［14］ 正因为此前方志理论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所以我们今后应该在总结当代经验方面狠下功夫。

（三）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自身开展理论思维的一种依据，这本来就是古往今来创建新学科的常用方法。清人章学诚在创建方志理论时就较多借鉴了传统史学理论，并以此作为自己开展方志理论思维的直接依据。有当代学者评论说，章学诚“作为‘史家法度’提出来的方志理论，就几乎无一不是所来有自的：兼通古今，详近略远和天象、地理、纪传、礼乐、典政、食货、艺文等门类区分，严名分、别尊卑的《春秋》家法和‘有裨风教’的要旨，都是以往史家和史书已经习用的；至若体例须仿马《史》、班《书》，论断宜尊史迁，文辞取法史迁等等，更是直接说明了继承所自的本源” ［15］ 。自民国以来，由于受西学思想影响，中国已经进入方志面向百科和百科走向方志的新时代。早在1986年，就有学者在评述中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态势时说：“社会科学面临着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科学正在由常观层向宏观层、宇观层拓展，向微观层深化；进一步变静态型科研为动态型科研，变常规型科研为创造型科研；从封闭型的研究转向开环型的研究；由一般意义上的借鉴移植转向内在联系上的交叉渗透……世界上新兴学科群正在骤增、崛起！” ［16］ 彼时中外社会科学发展态势是如此，中国方志学的发展态势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新形势的推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方志学建设开始出现诸多子学科齐头并进的新局面，其中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史三个子学科建设成就最为突出。此外，许多学者在引进相关学科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如方志管理学、年鉴学、方志写作学、方志文本学、方志语言学、方志应用学、方志批评学等专著陆续问世。尽管我们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和空白，如方志哲学、方志文献学、方志信息化技术学、方志评论学（含方志批评和研究）、方志出版学、方志馆学、方志编纂史、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史学等。

需要指出的是，为便于论述，上文把方志学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厘为三端。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人们在方志学理论建设实践中，无论是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做到三个途径的有机结合，否则就可能导致某种偏颇。

在方志学建设中施行转型升级新战略，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文化工程。我们应该按照“十业并举”和“六个”转变的方志新观念来进行方志理论思维。由上述可知，我们要想做好方志学转型升级工作，首先必须制定明确的目标，确定基本任务，选准实现路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统一思想、方向和行动，最终顺利实现方志学的转型升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 ［17］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方志学建设。因此，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好方志学的转型升级工作。

参考文献

［1］ 李培林.全面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2017（1）.

［2］ 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1995（5）.

［3］ 陈奎元.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2004（4）.

［4］ 王建宗.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J］.中国地方志，1983（6）.

［5］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J］.中国地方志，1995（5）.

［6］ 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和现状［J］.中国地方志，1995（2）.

［7］ 朱佳木.站在更高的高度，认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J］.中国地理杂志，2012（3）.

［8］ 王建宗.论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J］.中国地方志，1983（6）.

［9］ 秦其明.新方志理论著述·序［A］.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新方志理论著述［C］.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11］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

［12］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493.

［13］ 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368—379.

［14］ 邱新立.西樵方志论丛·序［A］.任根珠.西樵方志论丛［C］.北京：中华书局，2013.

［15］ 林衍经.略论新方志学及其建设［A］.林衍经.方志求是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8.

［16］ 《世界新学科总览》编者.喜览新学科群峰胜境·代序［A］.金哲等主编.世界新学科总览［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17］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