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村志编纂有发起决策、组织团队、搜集核对资料、谋篇布局、编写成文、审阅修订、筹集经费、审定出版、勘误续修等流程。因为情况不同，每本村志编修所走的流程与流程顺序也有所不同。在村志编纂流程中，需要注意三大问题，一是前期组建修志团队时，要注意让有修志经验的人参与或团队要学习修志知识。二是编写过程中要公开透明，积极发动村民参与。三是整个修志过程要注意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各地在不断地修志实践中，要有意识地形成完善的、有特色的村志编纂流程，从而推动村志事业的发展与乡村文化的振兴。

关键词：村志编纂流程公众史学

村史村志编纂流程是一个编纂执行层面的话题，执行是保证村史村志编纂成功的关键，而流程管理理念的引进可以引导村史村志编纂有序展开。对很多村来说，都是第一次编修村史村志，缺乏应有的经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总结提炼别人修志的成功经验，无疑是较为便捷的路径。关于村史村志编修的流程，编写过村志的人都知道些。要总结的是，各个流程环节会遇到哪些问题，各地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局部细微成功经验的总结，才是值得注意的。本文拟对发起决策、组织团队、搜集核对、谋篇布局、编写成文、审阅修订、筹集经费、审定出版、勘误续修等程序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作一探索。

一、村志编纂的基本流程

（一）发起与决策

对多数村来说，编村志是“破天荒”的事情，村民没有修志的观念。因此，编写村志最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观念问题。编修村志不只是解决少数人有这方面的想法，而是要村里大部分人都能明白编修村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一些村民不配合修志，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红坡村志》的主编赵庚祥说：“有些人被历次运动搞怕了，怕提供资料翻出历史老账，因而有意躲避或借故不提供相关资料，故而在编写中费时又费力。还有个别人不理解，有误会，以为是编写的人想出个人风头炫耀自己，或为当领导的歌功颂德，明确表态不参与。”[1]《第五村志》编者雷绪劳在后记中提到在搜集资料时，得到95%乡亲和村“两委”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他也提到：“同时，也受到了本村极少数知情人的多次谢绝，长期推诿；甚至也遭受到极个别人的冷言、寒色。”[2]观念不更新，村民不支持，编修村志可谓步履维艰。最好由少数人带动多数人，把个人编修村志的想法变成共识。这个说服多数人的过程以及让村“两委”决定修志的过程，是一大难题。

如果由上级政府要求修志，下面来执行，则不会有太多的阻力。首先上级的要求会使编修村志变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非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比如陕西西安文义村编写村志就是应苍游镇党委政府的要求。2012年7月提出，2013年3月便印出，效率是比较高的。其次在政府组织下，可以实现大规模修村志。伴随着大片村落的消失，不少地方政府决定大范围推进修志。2014年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决定开展首批（7个村）村志编修工作；北京市2017年上半年启动首批1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志的编纂工作，2018年启动其余的传统村落志编纂，计划在2020年年底之前将44部村志定稿。政府推动修志，一般情况下效率较高，且质量也不会太差。如果是由村里的村主任、书记或德高望重的人来提议，自然也不会有很多的反对意见。陕西省西安市的《旧泉坊村志》由当时的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提议，并在和有关人员商议后就开始组建团队搜集资料；陕西省安康市的《新堰村志》是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提议；陕西省商洛市的《王家庄村志》是由村里的一位退休干部和两位退休教师提议编写的，党支部和村委会非常重视，并决定要编修。

个人发起并主要由个人来写，而不是由村里组织人手，自然不需要说服村里干部。但如果没有村里干部以及村民的支持，很多资料是收集不到的，是很难进行的。广东普宁市果陇村就是如此，“1998年，在庄明瑞、庄明英、庄义青等乡贤的倡导下，成立果陇村志编写机构，启动了村志前期筹划工作，经先后两次运作皆因故停办。”[3]直到2011年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决定重启，并在2015年出版了《普宁市果陇村志（1279–2014）》。因此编修村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村“两委”的，也绕不开村民。那如何得到村里人的支持呢？第一种办法，先完成草稿或者提纲，让村里人看到编修村志是可行的，主编也不是一时兴起。《下源村志》作者陈明松出于思乡之情而编修村志，他先自己起草了村志提纲，回村时，编写村志的想法得到村党支部和村委的支持；陕西宝鸡《大原村志》是由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张宏钊自发编写，第一稿完成之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才得知此事，并大力支持，张贴布告，向村民征集资料；山东省滨州市《大省村志》是由几位在村外工作的人提议，并经两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后决定编修。也有个人提议来写的，但没有主动向村委会说明。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岭上村志》主编吴振平开始写村志时担心写不好，没有向村委会说。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得知后，表示支持。第二种办法向村里人宣传村志的意义，破除思想上的阻碍。湖北荆州的文史专家刘作忠退休后致力于抢救地方文化。“在各地的盛情邀请下，刘作忠走访了福建十多个市县的20多个村落，其中包括沙县富口镇盖竹村。到村里，他走访有关人士，考察村容村貌，召开村民座谈会，普及村史基本知识，为编修村志‘点火’。”[4]通过宣传，不知道村志为何物的村民就有了村志的概念，也会逐渐产生修村志的想法。

（二）组织团队

乡村缺少文化人才，了解村志的人更少，因此组织团队有两大问题，第一谁来主笔或担任主编，第二如何召集到足够的人手并进行分工。

不少村庄选择聘任当地的修志专家、退休教师等有文化的人当主编，村里人来协助。比如江苏江阴市李沟头村在编写村志时，选择王荣方作为主修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王荣方熟悉当地历史、地情等，且有相当的研究。同时曾担任高中政治老师，具有政治理论功底。第二，有丰富的修志经验，曾参与编纂《江阴市志（1988—2007）》《江阴年鉴》。第三，文字功底好，是一名作家。第四，在李沟头村生活多年，不仅熟悉村情，且有群众基础。第五，道德水平高，“他是一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人”。[5]多数村庄选择志书主编时都是基于以上五条进行选择的，但组织团队的过程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广东东莞莲湖村在成立编修小组一个星期后，便有一位成员因为村志编写难度太大而辞职。居委会副主任请求镇志办协助聘请人员，镇志办推荐一位退休干部来参加。贵州省安顺市管元村编写村史，初稿完成后，编志办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但聘任的执笔老师因病不能继续应聘，编修村史工作因此终止，后重新聘一位有修志经验的采编老师才重新编写村志。个人发起并编写的，更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比如陕西省《马家河村志》是由个人发起的，编者任启社不在村里居住，与同乡好友韩同林商量后，决定由任启社主笔，韩同林负责联络村里人。韩同林告诉村里人之后，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在召开四个座谈会后，发现只有少数人热衷村志编写，部分人只是想在编写人员名单上挂名而不想出力，甚至村干部也不出面支持。

编写村志不仅需要编写人员，还需要有人联络采访对象、收集资料、拍摄照片等等。人手不够可以发动村里退休的老人来参与。“这些退休老同志不外乎三种身份：一是退休中小学教师，比例近半；二是市、镇机关退休的爱好文史、擅长写作的领导干部；三是原来的村‘两委’干部。往往是前两种人员担任主纂，第三种人员配合收集资料和做相应的组织协调工作。”[6]河南安阳大吕庄村编写村志时首先成立40余人的编纂委员会，接着成立编写队伍，队伍成员主要是退休干部、教师、村干部、乡间文人，并配备了电脑等设施和文印人员。按个人的特长把村志各章节的编写任务进行分工。在资料征集上，从每个村民小组中选3—5人作为信息员，可以说大吕庄村志的编写，不仅村里领导和编写人员参与，村民也大量参与其中，扩充的修志团队减轻了编写人员的负担。河北邢台渡口村成立村志编纂领导小组后，分为资料组、筹集组、校印组等。这种集体修志，分工合作、分头并进的方式是非常高效的。“在2001年到2002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村里由六位七八十岁，甚至是九十岁高龄的老党员、老干部，在资料组与他们几次座谈刚刚结束，便纷纷相继去世。”[7]如果不是分工合作，很可能在老人去世前完不成采访工作。此外还可以招募志愿者参与。浙江省丽水市《荷地村志》参与人员划分为编纂委员会、资料信息征集办公室、编辑部，并且有一批志愿者参与其中。2017年12月3日发出招聘志愿者公告，到2018年8月31日，有119人自愿加入，有20位外村人自愿成为《荷地村志》顾问。河北省廊坊市《东阜村志》编委会由总支书记、村主任等人组成，同时还成立编辑部。外出活动时，由编委会负责出面联络，这样能减少碰壁。个人自发修志，很多工作都要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内蒙古自治区的《岭上村志》有2名顾问、12名资料顾问。编村志的工作基本都是主编吴振平和副主编郝庆云在完成，比如收集资料、插图设计。郝庆云还负责摄影，此外还有两个人负责打字，两个人负责数字审核。编写村志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即使是几个人自发修志，期间一定需要他人的帮助，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村志。

（三）资料核对

资料是关键。村志的资料从何处得来？村民不愿意提供资料怎么办？如何核对资料？有关乡村文本资料是比较少的。正如《南韩村志》的编者说：“村民大多都没有保存资料的意识，连仅有的为数极少的家谱也在‘文革’期间遗失殆尽，村里所存资料极少。”[8]陕西省咸阳市《山坳村志》编者之一在村志前言中说道：“生产队历年的账本一本也未保留，只有一本现有村民户籍簿，也没有一户留有家谱。为了取得一两位重要人物的照片,竟花了两三年时间。这样，致使编写工作延宕六年之久，有些事情仍难以说得清楚和具体，很是无奈。”[9]可见搜集资料之困难。

解决资料收集的问题，第一最好由村委会出面，发布公告，向全村人征集资料。陕西省韩城晨钟村在收集资料时，“印发了‘告全体村民书’和‘入户调查提纲’，组织了‘入户调查’，多次召开村民座谈会，有关事项在《新晨钟》登报公示。”[10]第二，除档案记载外，通过搜集家谱资料、进行口述史采访来扩充资料。档案材料只能提供整体的、粗浅的结果性信息，家谱和口述史则能提供更加细微的信息。《马家河村志》编者便是从家谱入手，提高村民提供资料的积极性，先完成家谱世系图，后成村志。口述史则更是缺乏文本资料的村庄编写村志的重要资料来源。[11]比如《山坳村志》主编说在村志后记中写道：“编修村志，村中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用，全凭从人们的记忆中去搜寻，搜寻到的资料，又要经过反复的核实，方可转化成文字。”[12]北京丰台区六里桥村编写村志时聘请了20多位老领导、老前辈，请他们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把大脑记忆的往事呈现出来，由此收集到了丰富的资料。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在推动村志编修工作时，要求“采取‘群众口述、编辑记录、全民参与’的模式。村史的供稿人扩展到每一位有故事、有想法、有经历的村民，不错过任何一条线索，人人都是‘寻根留史’的主人翁，激发了村民抢救村落历史文化的自主性和参与感，推动了村史村志编撰工作的开展。”[13]但村民口述的内容也不能直接放到村志之中，要经过整合，把细碎零散的口头语变得系统连贯。这也要求修志人员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思维。浙江杭州石桥社区村志编写人员不会整合口述材料，请专门做文化研究的老师来整理出框架。

如何核实材料？村志资料的核对一般是采用多份材料或多人口述来证明一件事。比如河南南阳《王老犟庄村志》，“为了志书内容准确无误，编委会定下一条铁规则：一件事3人以上证实才会被采用”。[14]有些资料需要专业人士的鉴别。福建福州的《元峰村志》的编者刘友华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一块墓碑，“他再通过查阅资料，找专业人士核对，这才一一还原了当时的历史”。[15]此外，资料从群众中收集上来，自然要让群众核对。上海《太平村志》编纂组把部分初稿刊登于《太平村讯》特刊，让全村人都来审阅。人多力量大，村民可能提不出专业的问题，但可以就具体内容提出意见。“我们编写《村志》，充分发挥了网络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利用这两个群搜集、收集资料；另一方面，我们随写随发，及时地向大家传递我们写出来的内容，让大家修正与完善。”[16]微信群是比较靠谱的方法,也起到宣传作用。不了解村史志的内容，是没办法提出意见的。局部审核，更为到位。一次审核，难度太大。

笔者编写《藕池村史》时，创造性地让当事人来核对材料，“将村史编辑中涉及当事人的片段摘出来，以人为单位，分别送相关人审核。从实践来看，这项探索是十分成功的，当事人增删了相关细节，特别排除了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讲话。涉及第三方利益，这是口述史中最大的难处所在，也是容易事后被人告的核心类型所在。这次采访与编辑中，已经有意识地避免了此类言词。再经当事人的审核与提醒，将大大减少出版的后遗症。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成文后的当事人参与审核模式”。[17]如果当事人文化水平低，甚至不识字怎么办。《李沟头村志》的方法值得学习。编纂人员每写完一章，除交给主修王荣方审阅外，还让有关的老干部提出意见。因为老人文化水平不高，视力也不好，所以采取读的方式。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当事人文化水平即使再低，也能知道村志在写什么、有无错误。

（四）谋篇布局

村志体例一般是仿照县志和其他村志，或由修志专家帮助拟定。这样做，虽然面面俱到，但过于呆板，没有突出本村特点。如何突破县志体例模板是村志体例设置的最大难题。

首先村志体例要突出村庄特点。《山坳村志》设置了“旁话山坳”等章节，这样虽然有别于志书体例，但受到专家的肯定，因此在修改时保留了这一部分；“方言俚语”一节虽然有所借鉴，但进行了改写，以突出地方特色。这样的村志是比较生动，受村民喜欢的，不会显得呆板。

其次，村志内容要反映普通群众的历史与生活，要有人情味。2019年5月，河南省出台《河南名镇名村志编纂方案》，“《方案》要求，乡镇村志编写除了设置志书要求的基本内容外，要突出地方特色和乡村特色，要‘接地气’，有‘乡土味’‘草根性’，大胆创新，力求群众喜闻乐见。要抓住自己的‘魂’——乡土、乡情、乡愁；把好自己的‘脉’——姓氏与族系；写好自己的‘事’——展示风土人情、市井特色；记好自己的‘人’——各种各样有特色的‘小人物’等。”[18]如何记录普通村民的历史？第一，引谱入志。在村志中收录家族史、村民录是非常好的做法。山东东营市利津县《临河村志（1900—2010）》收录了全村所有家族的家族史，家族世系涉及四代人，是一种当代的小家谱。《临河村志（1900—2010）》的做法彰显了公众史学的精神，即人人入史，也非常便于其他村志进行模仿，尤其是在没有修谱传统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写家族史来使村志变得接地气、有人情味。第二，以村民口述史的形式来展现社会变迁。《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一书作者采访了40多位村民，根据他们的口述，编成此书，展现了江苏省张家港界岸村的变迁。“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现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19]，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也应当成为编写村志时的理念。笔者主编的《藕池村史》的基本内容就是村民的口述内容，采用第一人称，直接用某某人说，保留了一些口语色彩。这种做法似乎显得村志不够正式，但村志要给村民读，太过正式反而失去了人情味与个性。《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还附有二维码。扫码即可听到村民口述的音频（配二维码），更能让读者感受带当事人回忆往事的状态，非常能打动人，值得借鉴。

《界岸人家》音频

（五）编写修订

编写修订是村志工作中要多次重复的流程，初稿完成后，谁来审阅，谁来提出意见是很重要的。

首先,审核必须要由专业人员多次审核。《莲湖村志》在2004年完成初稿，2006年，镇志办审核后，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居委会重新组织人力进行修改。在编写人员的努力与镇志办的指导下，2007年完成第二稿。为达到出版标准，邀请东莞市地方志办公室、东莞年鉴编辑部副编审姚少华再次系统修改村志，2008年9月最终完成，并交村委会和镇志办审查。没有专业人员，村志质量提不上去，更不用说正式出版了。

其次,不同的内容要有不同的人把关。如《大吕庄村志》一稿完成后，由编委会成员和所有编辑阅读修改，二稿完成后，纸质版和电子版各12份，首先让村志所记载事件的当事人和目击者来核对，第二请村领导来审阅志书的政治观点是否正确，第三是请市、县地方志办的专家把关，然后编辑人员再次修改，形成三稿。在出版时，出版社编辑提出意见，再次修改，标点、语句、排版等都一一校对。经过层层把关，多次修改校对，才得以出版。不同的人负责审阅各自熟悉的内容，这样，村志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较好审阅，从而能更好地修改。

（六）经费筹集与出版

经费来源一般有个人自费、政府部门支持、村委会出资、村民捐款、社会各界捐款。个人很难承担编写村志的全部费用，尤其是出版费用，一般依靠捐款才能完成。陕西宝鸡《第五村志》编者雷绪劳是义务编写，外出考证、电话咨询、打印费等支出在1.1万元以上，征集资料、编写工费在16万元以上。这些费用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的。在村志出版时，雷绪劳又想办法筹集资金。如果个人没有筹集到资金，村志就难以出版。山东济南《大张村志》因为缺乏经费，只印刷了5本,这不利于发挥村志的作用。

筹集经费最好由村委会出面号召村民、村外乡贤、社会各界捐款。山东济南《唐王许村志》是依靠捐款来解决经费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免除农业税后，村里没了集体收入，根本没钱修志出书。于是，我们就发动在外工作的干部捐款，通过这个渠道解决了大部分资金。”[21]浙江东阳《蔡宅村志》，“首辑村志工作一开始，村两委会即拨出人民币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随后又追加1万元；村民及亲友中的有识之士纷纷解囊,踊跃捐款。”[22]而在编写过程中修志人员则是能省就省。比如外出住亲友家，吃饭以自办伙食为主。这些节约经费的方法值得学习。《大吕庄村志》是村党支部先向村民征集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然后决定经费由村负担，接受爱心人士捐资。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经费问题很快解决了。

如果经费充足，则一定要把村志公开出版。这是质量保底之举，不是简单地多花一些钱的问题。公开出版，也有就人来背书，出版合法化。同时公开出版扩大了村志的传播范围，内部出版只能村里人能看到，当地图书馆也可能会收藏，但外人不知道有这本村志，更别说去研究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村志没有出版。没有出版主要是由于经费不足、编写质量不好等原因。河南新乡百泉村在1993年10月完成村志初稿，但因为经费问题，没有出版。1998年12月开始增修《百泉村志》，并在2002年出版。河南洛阳市陈湾村村民在1997年1月提出编写村志，并付诸实施，但数月完成以后，因审阅意见不一，最终没有付印，编修村志一事就此停下，直到2002年村“两委”才决定再次编写《陈湾村志》。能够出版的村志一般都是经过多次修改，质量较好的村志，值得阅读与借鉴。

（七）再次完善和续修

村志完成并出版之后，并不意味着结束村志编写任务。村志难免会有错误，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弥补这些错误？二三十年后如何保证能续修村志？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村志纠误的补救机制有随书附勘误表、编写村志外编和村志修订版等形式。1999年浙江象山的《东陈村志》出版，随书还有勘误表，2001年完成《东陈村志外编》，其中除收录一些文献资料外，还再次对《东陈村志》进行补遗与勘误。《第五村志》编者在村志编后语中留下电子邮箱，希望读者能够指出村志中的错误，以便续修时校正。河南新乡《小务口村志》在2016年出版。在村志中附了一张《致读者》的说明，希望收集读者的感想、建议，然后结集成书，并写明了联系人、手机号、微信号、电子邮箱、通信地址。2018年《〈小务口村志〉外编》完成。陕西西安碑林区北沙坡社区在2011年出版村志后，碑林区地方志办公室提出一些意见，于是北沙社区决定修订村志，2014年《北沙坡村志》（修订版）出版。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位修志者学习的。

续修机制如何建立？续修工作实际上就是再次编写一本村志。有了先例，续修就比较容易进行，而不会有观念上的阻碍。但个人的力量有限，最好由政府出面，通过名村志等形式鼓励修志，最后由市、区两级财政拨出专项资金修村志。河南省三门峡市大营村的首部村志《陕县大营村志》在1990年出版，进入21世纪，大营村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于是村“两委”在2004年组成新的编纂组织编写村志，2007年重修的《大营村志》出版。不少村志编者都希望能有后来人续修。山西临汾《白杜村村志》主编许新民在村志后记中写道：“望白杜后人能够在若干年后再续写白杜村志，使白杜村的历史能够不间断地一直记述下去。”[23]广西玉林《高山村志》的编者在村志编后话中写道：“《高山村志》的出版，如似建筑一幢大楼，在众多建筑者共同努力下，刚建好第一层，今后还要建第二层、第三层……但愿这幢大楼在适当的时候有人续建下去，让它高高地矗立于高山村。”[24]如果每个村都能实现修志与不断续修，乡村文化就会得以永久保存，即使村庄消失了，还可以通过村志看到过去的样子。

在实际编写中，这几个流程的顺序不是固定的。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的《东关村志》编写人员采用资料征集与文稿撰写同步进行的方式；山东淄博的《傅山村志》是先搜集资料，之后充实编写班子，聘任主编，开始编写，编写过程中也不断补充、核对资料；山东烟台《龙泉汤村志》的编者先拟定了目录、凡例，然后再收集资料、撰写。但总体上村志有以上几大流程，但勘误与续修常常被忽略，这与村志编修的补救与续修机制没有很好确立有关。最好能在编写完成后，商议下一次续修的时间，并开始注意保存资料、培养修志人才，把修志经验传授给村里人。

二、村志编纂流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修志团队要具备一定的修志知识。编写人员不懂修志是无法开展编写工作的。如何提高团队的修志水平？由修志专家担任主编的团队，可以在主编的带动下逐渐熟悉志书编写。《李沟头村志》主修王荣方是《江阴市志（1988—2007）》的副主编，有修志经验，拟定了村志编纂的方案、凡例和篇目，并对村志编纂人员就如何写村志资料长编和在长编基础上如何写志稿进行辅导。山东烟台东泊子村聘任退休的牟平区档案局史志科科长刘杰忠为村志主编，组成编纂小组后，举办编修村志骨干培训班，由刘杰忠讲授编纂村志、收集资料等方面的知识。此外，除了由修志专家带着修志外，参加修志培训班和借鉴兄弟单位的修志经验也是没有经验的修志人员常见的学习方法。比如《莲湖村志》第一稿编写团队建成后，“首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到修志开展较好的村学习，交流经验；其次到镇志办学习具体操作方法，以及如何搜集资料等；第三积极学习有关修志知识，提高业务水平。”[25]山东青州的《龙塘村志》的编者通过《中国地方志》等地方志期刊开始学习如何修志。修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有修志的决心和对家乡的责任心，认真学习如何修志，是可以完成编修村志任务的。此外，审阅时，也一定要经过地方志专业人士审核。山西长治《焦家庄村志》缺少“凡例”，编者在村志后记中提到初稿完成后请了多位有史学造诣的人来审阅。但所列举的几人中，没有地方志专业人员。术业有专攻，有专业人员的审核至少在体例上不会出错。

修志过程要公开透明。第一，公开修志更能够得到村民支持。河南省郑州市南五里村在编村志时，“《南五里堡村报》上开辟‘村志’专栏进行选登，以期向广大村民通报村志的编写进度和收集资料信息。意在唤起村民群众的重视，做到家喻户晓，以求更多村人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编纂工作”。[26]第二，公开修志能带动周围村庄开始修志。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东秀村开始编写村志后，该地的其他村也纷纷跟着编写：“联安和河西两村得知东秀编村志后，他们也提出要求修村志。平地、横江、河东、盐步4个村也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修志要求。”[27]最后联安村率先完成，成为佛山市第一本村志，第一个开始修志的东秀村反倒是第二个完成村志的。修志成为一种热潮，各村庄之间互相借鉴经验，无疑有助于推动当地修志事业的进步与乡村文化的振兴。

注意修志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太快，质量得不到保证。江西上饶市的《石下村村志》从筹划到完成，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速度很快，但全书正文部分不足100页。目录只有一级标题，内容上也没有很好突出当地特点。“励志故事”一章选取的割席分坐、三顾茅庐、悬梁刺股等故事完全与该村无关，给人以凑字数之感。而“石下村卫生公约”“石下村村规民约”“文明家庭的基本标准”等内容可以以附录等形式出现，但《石下村村志》把这些内容放在一级标题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修志不能单纯追求快速，而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高效率。编写工作最好有专人负责，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可以领导编写委员会，但不适合来编写村志。陕西宝鸡燃灯寺村的修志人员同时担任村中行政工作，所以搜集资料的过程时断时续，中途还停了三年。资料收集工作没做完，更不用说写志稿，因此村志编写进度被严重拖慢。这是不可取的，修志人员必须专心，才能保证速度与质量。“前期工作突出一个‘快’字，宣传发动要快，组织人员要快，搜集资料要快，进入编写要快，形成初稿要快；‘一慢’就是修改出版要慢，不要急于求成。”[28]初稿完成后可以慢慢修改，但若初稿迟迟写不出来，后续工作很难进行，且很容易出现编者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先快后慢是一个比较适合编写村志的节奏。

三、小结

传统中国，地方管理及县一级，所以方志编纂也及县一级。今日中国，地方基层政权建设涉及到了乡镇一级，这正是新中国强大之处。乡村两级没有修志传统，今日要重新确立乡村两级修志传统，困难不少。首先是村中居民观念要突破，不能把写村志视为打探自己隐私的事情，而是一件记录历史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情。其次，要培养大量的修志人才。虽然修志的需求多，前景也非常好，但从事编写的人员少。当代中国高校，于历史人才的培养，没有满足这样的现实要求。地方志，本来是不错的专业，可惜没有成为气候。村史村志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历史文化产品，是公众史学分支。当代中国高校历史专业除培养学术人才外，也要面向社会，进行职业培训，也就是提供公众史学专业培训。地方志专业人才培养还可以考虑与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联系。因为涉及全国各地，空间大，难度也不小，具体方法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地方志专业既需要有理论学习，更需要进行实践，这是一个面向社会职业需求的专业。高校可以提供培训教材，用于实践。经过短期培训，可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三是修志中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同的困难，因此需要修志的领导团队和编写团队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灵活的头脑。众多已面世的村志已经表明，虽然有困难，但不是不可克服的，不能遇到困难就放弃，而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可以从已有村志的解决办法中汲取经验。修志不是几个人的事情，只不过是由部分人在负责完成。对参与修志的人员要提供报酬，或者奖励。“对志书编修过程中撰稿、编辑、总纂、审稿的报酬有一个基本要求或界定，以维护修志人员的合法权益。”[29]这样，也会促使更多的人投身修志事业。

因为村情不一样，编写团队的思路也不完全一致，全国范围很难形成相同的编纂流程，把编写村志变成流水作业一样。但大致的环节是一样的，遇到的困难也是大同小异。第一本村志完成以后，后来者可以根据前人经验加以探索，在多次探索后，便可逐步形成当地特有的编纂机制。比如浙江杭州《石桥村志》在书尾页有二维码，手机扫码就可以看视频和文字，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各地之间相互交流，针对编纂流程中存在问题探讨解决方案，如此村志会越修越顺利、越修越好。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19ZAD194）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钱茂伟（1962— ），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公众史学研究；董秀娟（1996— ），女，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史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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