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一心 共赴国难

         ——安康人民参加抗战史料钩沉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首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是一部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史诗。我们反复吟诵这首史诗，就是要深深自问：我们民族的灵魂是否依然健壮独立？爱国与自强是否已深深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心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曾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弘扬这种精神、情怀、气节、气概、信念，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全市方志工作机构，从地方志和党史文献及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搜集整理出大量有关安康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资料，并将重新整理后的重要史料，以全市的视域着眼，分专题进行编辑，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首个纪念日前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激荡在秦巴汉水的抗日救亡怒潮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

  地处秦巴汉水偏僻之地的安康，抗日救亡的怒潮依旧激荡澎湃。

安康县

  时为陕西省第五行政区行政督查专员公署所在地。在“九·一八”事变后，各界人士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创办《雪耻报》，宣传抗日救国真理，得到社会特别是各校师生的极力赞助。兴安师范学校和安康中学是安康当时仅有的两所中等学校，安康的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就是以这两所学校为中心开展起来的。他们通过成立学生自治会，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深入街头、农村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收缴和焚烧日货。1932年春，各校普遍改组学生自治会，不断将一些在抗日救亡中起骨干作用的进步学生增补其中。改组后的学生自治会继续领导学生编排文艺节目，宣传抗日、焚烧日货。1933年5月，中共安康军人特别支部书记王辛德以《民知时报》记者身份作掩护，广泛接触军人、学生、市民，并在该报副刊《山雨》撰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思想。是年，兴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捣毁了涉嫌贪污教育经费的安康县教育局。安康县长韩兆鹗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撤销了安康县教育局长但德一的职务。

  1934年9月，国民党安康当局深恐日益兴起的学潮继续蔓延，公然下令各校学生会“停止活动”。但是学生们没有被权势压服，斗争仍未停止。

  1936年8月，刘焰荣接任兴安师范学校校长后，聘用在西安受排挤的徐振化、徐雪尘、邝光沫、孙玉如、杨冲屿等任教。他们思想进步，向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介绍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进步书刊等；讲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引导学生研究社会科学，开展中国社会性质、抗日救亡问题讨论等。时值“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加之秦岭山区红军游击活动的影响，学生民族意识和追求进步思想大大增强，要求抗日，反对卖国，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光明、反对黑暗的情绪日益高涨。

  是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消息传到学校，徐振化、杨冲屿、孙玉如、徐雪尘等立即发起召开“伟大文学家鲁迅追悼大会”。追悼会成了鲁迅革命思想的传播会、痛斥反动当局的声讨会和唤起学生“呐喊前去，且莫彷徨”的动员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教师在课堂上公开介绍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大主张”，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抗日反蒋情绪。此后，兴安师范学校和安康中学各种进步社团相继诞生，他们通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同乡会等，组织学生办壁报、出刊物、举行演讲竞赛，广泛进行抗日救国思想的宣传。

  1937年3月，兴师学生自治会联合附近各校，利用“五一”、“五四”、“五卅”等节日，走出校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唱歌演戏，开展救亡宣传活动。5月30日是“五卅惨案”纪念日，当日上午兴师学生自治会组织34个宣传队，上街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把传单贴到安康专署和安康县党部门前，演唱《在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进行慷慨激昂的讲演，整个山城一片沸腾。中午，国民党安康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当场抓捕游行学生数人。31日是签订“塘沽协定”国耻纪念日，国民党安康当局下令禁止学生活动。面对反动当局的威胁，爱国学生不畏惧，他们继续准备游行宣传工作。当日清晨，国民党安康驻军肖之楚部包围了兴安师范学校，他们搜查学生宿舍、焚毁进步书刊。当即逮捕学生刘文彬、娄学政、罗时洁、王廷晋、孙静海和教师杨冲屿、徐振化。6月1日，又逮捕了安中教师孙玉如、徐雪尘。

  国民党安康当局公开镇压爱国师生的进步行动，激起安康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两校师生一方面呼吁各界人士营救被捕师生，一方面组织同学前去监狱慰问，支持他们的爱国正义斗争。9月上旬，西安教职员联合会发出紧急呼吁。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陕西省政府电示安康专署即将被捕师生解送西安，羁押在长安县政府。不久，在长安县长韩兆鄂和省政府秘书长杜丞斌等帮助下，被捕师生终于获释。

汉阴县

  1937年7月为配合抗战，扩大宣传，汉阴教育会成立，9月创办了《汉阴周报》，刘季高任编辑，并在东西二城门张贴“抗战简报”，接着成立了汉阴抗日敌后救援会，深入抗日救亡宣传。

石泉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逐渐展开。当年成立“石泉县抗敌后援会”，领导抗日后援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各机关、团体、学校分别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壁报，声讨日寇侵华暴行，戳穿汉奸卖国罪行，鼓动群众抗日情绪。各界还分别组成宣传队，乘节假日集会宣传，或走上街头宣传。石泉县在外读书学生同城镇学校师生，在寒暑假期间，联合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演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演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凤阳花鼓》等。每次街头演出时，还组织群众列队在街道游行，领导群众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坚决抵制日货，彻底销毁日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38年秋，大北巷小学、池河小学和江南馆女小的师生开展深入农村的宣传抗日活动。大北巷小学组成了四个组，分赴中区、南区、西区和北区农村；池河小学担任池河街和东区农村；女子小学负责城关。宣传方式：沿大道一家去一人挨户宣传，在较大的村落和集镇演抗日话剧、教抗日歌曲，在个别地方化装成“逃亡人”，用唱“莲花落”的形式宣讲日寇在沦陷区奸掳烧杀的暴行。经两个多星期的活动，沿大道两旁的群众基本上都明白了抗日战争的意义。通过上述宣传抗日活动，许多群众对日本鬼子、对汉奸走狗，莫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旬阳县

  抗日战争爆发，旬阳县相机实行征兵制，1938年2月卢楚魂、段西屏等人在仁河水泉坪组织“爱国志士抗日后援军”。4月被“抗日义勇军”收编。7月，旬阳县在安康上学的学生组成返乡工作团回旬河，进行抗日救亡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