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志界逐渐把志书编纂的规范化作为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经过多年来方志同仁的共同努力，志书编纂的规范意识的确有了明显的加强，并逐步变成一种学术常识和官方规定，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等，对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纂方式、体例篇目、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志书名称、出版印制等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有些地方还据此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规定。

　　这些规范的讲究的确体现了方志编纂的进展，是方志融入现代学术领域的鲜明体现。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并不全都是令人振奋的正面效应，规范化的另一面其实就是突出的技术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规范就进不了学术殿堂，既然志书编纂是一种专业操作，当然必须掌握相关的操作规范，这是最为基本的职业训练。但是志书编纂并不能仅靠规范化便能解决所有问题。过于追求规范化也会造成志书编纂的技术化倾向。尤其是二轮修志以来，随着资料搜集的便捷化、志书时限的缩短化及志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志书编纂的技术化倾向日趋明显，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根据有关的规范设计了一套志书编纂的模块，不同地域的志书只需按照模块要求填充相应的内容即可，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志书内容的趋同化、平面化与僵硬化，记述事物的机械化、简单化与琐碎化，出现模式化的倾向。技术化的追求也失去了地方志最为宝贵的区域化、个性化及其原创性、独特性。就我所接触到的情况看，起码在下述三个方面已经由于技术化的追求而导致了志书编纂中更为重要的地域特色、专业特色、时代特色的缺失。

　　一是过分记述事物的客观性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志书是最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客观真实，要求在事物记述过程中尽量避免主观偏见的介入，从而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于是在资料的选取过程中、在内容的记述过程中、在志书的行文过程中，一切都成为技术化的处理对象，材料的罗列，不动声色的叙述，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等寓观点于事实之中的记述，都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弄成僵死的东西。多数地方即使二轮志书也没有设置反映人们生活、情趣、追求及生活水平的“社会生活志”或“社会生活篇”；即便是人物志也受到客观公正的影响，将写作的重点倾斜到了志书的技术层面，所记述的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履历表、记功簿、新闻特写、悼词等痕迹，并以之主导人物的记述，人物所做的贡献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开列账单，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层面，人物也就缺乏编纂者独到的见解和历史的思考深度。人物形象不再是评判和衡量志书优劣的重要标准了。无论是编写者还是评论者，大多把志书形式的强调置于首位，却一度忽略了人物形象的精神塑造。人的活动、人格情操、人生境界、生活情趣、人间亲情等，都被客观化与技术化掉了。地方志向以记述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事物发展规律为目的，但在社会飞速发展、信息极度爆炸的今天，有谁愿意沉下心来去总结这些规律呢？况且这样总结出来的规律既难以进行科学的验证，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再加上规范性的技术要求，更加重了志书的冰冷面孔。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公开指出，这种貌似公允的记述已经丧失了志书的基本功能。作为具有咨政、存史、教化功能的志书，最需要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体验与人生的感悟，应该担负起重建人文精神的职责。以技术性的规范来限制甚至丢弃人文精神，不仅是方向的迷失，同时也是责任感的放弃。

　　二是入志资料考证的技术化倾向造成理性思辨的缺失。志书编纂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也就是说要用资料反映观点，观点要统帅资料，资料要为观点服务。因此资料的可靠程度怎样、能否准确反映观点是检验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准，于是考证资料的真伪就成为志书编纂的基本功夫与鲜明特征。应当承认，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在资料搜集的完备性上，在统计资料的科学化上都体现出鲜明的技术化优势，特别是有了携带方便、检索功能强大的电子数据库后，许多资料都可以轻松快捷地获得。但是过于技术化的倾向也使得许多方志工作者只知道分类和统计，却不肯认真地阅读和消化梳理资料内容，下艰苦的思辨功夫，从而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比如考证一条文献资料的真伪，许多人认为只要通过文献目录的排比与不同版本的校勘，能够确定作者与著述年代及版本的演变，就可以确定资料的真伪了，因而便可以用之为反映观点了。其实资料的真伪不仅仅限于作者的真伪与刊刻的是否准确，同时还存在着内容的真伪与选择的是否合理、能否反映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等。在志书编纂过程中，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志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与现状的记述而不是历史与现状本身，因此要选择资料反映观点，那么资料的获得是否准确，资料的选择是否恰当，都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不要说出于种种个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有意歪曲了。而这种思辨，不是单靠技术统计就能解决的。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电子数字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得许多方志工作者省略或压缩了对文本阅读的过程，只关注文献的搜集和排列、关注文献来源的真伪而忽视更重要的内容真伪与使用效果的考察思辨，于是志书资料的考证，简化成了电子检索与逻辑分类。这种考证表面看来似乎规范严谨，但所选取的资料进入志书就会发现，纯属泛泛之谈，缺乏基本的审美感悟和深入思考。

　　三是入志资料的臃肿堆砌造成可读性的缺失。二轮志书虽然时限只有20年左右，但字数越写越多，部头越出越大，好像资料很丰富，成果很厚重，而读起来却非常沉闷，毫无流畅明快的感觉而言。究其原因就是无休止地堆砌资料以显示其资料的全面翔实，以引证的广博证明所述事业的繁盛。有的志书仅仅为了反映一个并不重要的观点，动辄引证几条几百字甚至几千字的资料，而且往往在引证资料后并不作画龙点睛式的分析与论证，致使志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大段大段的资料串联起来的，志书编成了资料汇编或大事编年。读这样的志书，看不到审美的智慧、思想的闪光、精辟的见解，而沉重如磐石的大段资料堆砌，压抑得人喘不上气来。如果连我们这些方志专业工作者都觉得沉闷乏味，难以卒读，怎能指望普通的读者去喜爱阅读呢？而这些我认为都是资料运用过于技术化造成的。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大段资料的搬动与堆积十分便捷，而且也比摘句式引用与概括大意的间接引用方便简单得多。可是这些缺乏裁剪的大段资料被堆积在志书中，又没有透彻的分析、恰当的评价，又有谁会去耐心阅读？强调志书的资料性并不是说资料越多越好，资料的有效性与资料的多少并不成正比关系，精心的剪裁与合理的概括是志书编纂所必备的基本能力。要证明一个观点当然需要有足够分量的资料，并且这种资料需要足够的长度，完整的表述，以及从正面反映观点的功用。同时，还要对该资料进行深入简明的分析，以表达它所要反映的观点。但却没有必要将每一条资料都进行这方面的处理，同类资料只需进行概括叙述就可以了，或者摘取关键句子，或者概括大意，或者指出资料出自的篇名。做到这样的点面结合，就既能使资料充实，又能具体突出，从而使志书饱满而有立体感，使人读起来充实而又流畅。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用简练明白的语言进行流畅生动的表述，这不仅是能力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治学境界，是一种大家气度。其实堆砌资料的背后的真实原因乃是分析能力、审美感受与理性思辨的严重缺失，为了掩饰这种缺陷，就只好靠资料来代替著述。当然，志书的编纂由于种类性质的不同，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写法，通志的厚重扎实与专业志的生动流畅不同，章节体的逻辑严密也有异于纲目体的简洁明白。但无论如何，都应该以记述事实、反映规律作为记述的目的。对深奥的问题进行曲折繁复的记述不是理想的表述，对浅显的问题故做艰深的表达更是不好的学风，只有面对复杂问题又能够举重若轻地明确表达，才是方志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如果志书的编纂既缺乏理性思辨智慧之光，又没有打动人的人文精神，更没有流畅生动的阅读效果，而只是造就了一大批头脑僵硬的编纂者与汗牛充栋的志书，志书的功能如何发挥？为了充分发挥志书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志编纂需要在文风上表现出既严谨扎实又简洁流畅的特征，应该遵循既定的学术规范，同时又要发挥自己的学科特点，注重人文关怀，增加责任感。如何拿捏好客观公正与主观情感，稳重扎实与生动简练，资料性与著述性，是考量志书编纂者的重要尺度。编纂技术应该成为提高编纂水平与编纂效率的有效手段，而不应该成为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依赖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