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志书体例基本形成后，志书的内容渐趋扩大。明代中央政府曾下发过基本类目，以统一全国志书编写的体例和内容。清代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也出现了修志的高潮，许多省份下发了编写类目。新中国第一轮大规模修志时，由于实践先行于新方志理论，志人在探索中“各吹各的号”，编出的志书千差万别，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难以令世人满意。于是就有人呼吁由专家学者编出“教科书式”的范本，统一内容体例，让修志者参考遵循。但事实上志书体例和内容是很难作硬性规定的，或者说只能有一个大体性的指导篇目—因为虽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属于一个党一个政府的领导，但域情是千差万别的，因此需要志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与之相宜的处置。话说回来，又毕竟各地志书的属性相同和编纂目标一致，内核又是相近的，所记的内容也就有着某些共性的规律可循。对记述的内容，志界有一句“当记则记”的抽象话，但怎样体现这一个“当”字，在记述中又怎样体现一个“到”(到位、适度)字，是一个具体又现实的问题。笔者曾参与两轮志书编修，觉得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下述标题于逻辑上并不严密，只因其相对工整和通俗姑且用之)。

　　　　一、有什么—记述静态物况

　　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物况而言。记录静态物质存在，是将区域内物质性的“横截面”展示给读者，让读者一眼就能知道本地有什么或在什么水平上，并以此作为了解域情的一个窗口，起到这一方物的“名片”的作用。记述物质是志书与史书的一个重要区别。一般说来，史书记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纵向发展过程和规律的书，因其“大”而一般不会专门记述自然成物。而地方志则是区域性的书，需要把地方上“有什么”呈献给读者，这就决定了它记述自然与物的必然性。旧志都设有“自然”部分，记录星野、山川、疆域，八景(或十景不等)、建筑、土地、村庄和物产等。应该说已将区域内表面上“有什么”记录了，但问题也恰是旧志记入这些内容时太过表面化了，没有也不可能用经济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物事。比如只记域内村庄数而不记人口(只为赋役之故而记人丁数)，更不会考虑劳动力的构成。农作物只记品种不记产量。耕地只记增减而在地力上只能用膏腴或贫瘠来区别。这是落后的单一农耕社会于志书上的必然反映。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古人，而恰应从中得到某种启示，那就是怎样以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来记入这些自然的、呈静态的物况。现代志书与旧志的最大区别在于经济记录上。古人没有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概念，大多数县志都不设置“食货”。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高度信息化的时代，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心，那么志书的功能也就随之而增加、转化，即要在资政(旧志的资政作用集中表现在行政治理上)、教化、存史外加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是记入静态资源就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这一点于笔者所在的宝坻区温泉项目开发上可有很强的说服力：宝坻周良庄一带属地热高发区，为冀东地热区最凹点，出地水温达90多度，且水藏量极为充沛，至少可持续开采三至五百年，极具大规模开发价值。开发商正是掌握了这些信息，于此处开发了几个上百亿元的大项目，在一片荒瘠的土地上横空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京津新城。这事例于我们的启示是刺痛性的：首轮修志时由于我们掌握材料不充分加上对记入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对地下热水的记述较为简单，未能写“到”。本轮修志不仅补足了相关材料，还将另一处尚未开发的资源北坛优质煤矿进行了详细记述，就是想给用志者提供翔实的信息，为宝坻经济发展服务，使志书体现出经济层面的“功在当代”与“利在子孙”作用。

　　所以我们理解，现代志书静态记述中“当记则记”的内涵除了具体的山川河流、公路铁路、矿产土地、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方特产外，还应记入主要的基础设施情况，比如通讯、电力、运力、仓储等等，甚至还应该专项记入归属人类社会层面的人力资源、科技资源、人文景观、名牌产品、传统工艺等等，让人们能从志书中了解到这一方“可用物”的综合情况，并将其中有“时效性”的信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达乎此，我们修志的部分目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

　　二、有过什么—记述动态发展

　　这里主要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言的。

　　世事皆在变化中。哲人所谓“不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就是讲的变化之理，佛家所讲的性空也是说在不断变化的物质态势下没有固定的属性，唯物学家更是强调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都是在突出一个变字。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全方位的，除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和物质文化财富的极大丰富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无不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变”(梁启超语)。于是，记述变化中的社会情态“有过什么”应是志书的主体。志书只有把社会进程中“发生过什么”的主脉络梳理和揭示出来，方能真正起到存史和借鉴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日益增强的生产力的需要，所以第二轮修志记述经济行为成了重头戏。其中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又是在不断调节、完善、渐进着的，记述其过程和做法可给后世留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是志书服务于社会的具体体现。但是不能忽视上层建筑层面的政治记述，要将党和政府在构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记录下来，特别应对党中央做出的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给予足够的记述。比如“种地纳粮”一直是自古的“铁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农业税被取消，成为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的最具标志性的巨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不论写入史乘或是编进志书都是大事，应在志书中“大书特书”。同时这也是志书的政治责任之所在。文化建设是志书的又一大版块。旧志艺文一般只收宸章、奏折和诗词文集，几乎没有文化界和社会性的任何文化行为。现代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化产品的丰富远非古人可及，文化平台众多，交流形式多样，电脑、电视、手机等新型载体和工具的出现使得文化行为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的生活。到21世纪最大的变化应算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文化活动中从“受众”变成了亲身参与的“主体”。这不仅使个人享受文化的愉悦感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个体意识。现代志人要敏锐地观察和记录这种质性变化，使志书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除了这些主要部类的记述外，志书作为一种社会学著述，反映社会应全面、深刻、多维。经济的腾飞固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人们的精神、观念的变化也同样在标示着社会的进步。记述社会生活、记述由社会“存在”所产生或改变的“意识”，是现代志书不应忽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比如农村中人们生育观的变化，这曾被计生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悄然发生着变化，多子多福的观念已被养育教育的重负所“颠覆”，于是独生子女和“丁克”家庭已成为越来越多人自发的选择。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志人不能不将这种内在的观念之变纳入视野，不能不在志书中给予记述。再如丧葬，现代农村已不再有占用耕地的大规模坟茔，多代之以荒废地而形成的公共墓地。近年来在半山区和近山区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或购买山地作墓穴，虽然这仍不免有“与活人争山”之嫌，但总比“与活人争地”要值得肯定。记述这种“量移”的变化，同样可使志书体现出记述层次的到位，能更深刻地反映社会实质，提高志书的学术品味。从社会效果上还能起到某种进步意义的导向作用。

　　总之，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变”的特质，体现时代精神和价值观，才能使志书充满时代感，使其价值更充分，更久远。

　　三、突出什么—记述区域特色

　　这里所说的突出，是指志书所记述的相对唯一性内容。这种记述当然是在广泛记述、基本记述基础上(共性之外)的重点记述。突出特色，不唯是作为社会学著述本身的追求，也应该是志书记述内容的必然反映。一方面志书同其它任何社会学著述一样反对千人一腔、万人一面；另一方面世态纷繁万端，所谓“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何况是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与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呢。地情地况的独特性使得此一家必不同于彼一家(历史上的“合志”不属此例)，社会构成和人的活动更会千差万别，志书就是要把地区间独特事物充分表现出来才有价值。还以宝坻为例，北比蓟县无山景，南比武清少工业，但我们位于京津唐三角中心，处冀东平原交通枢纽地带，交通极是便利；地势虽低洼，但却是华北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还有因地热而平地崛起的现代化新城；有评剧和京东大鼓这两种“非物质类文化遗产”；远溯说有曾一度影响全国的“小靳庄”和六十年代邢燕子等“知青”代表人物。这些都是要在志书中突出“表现”的内容。将域内独有的内容以相宜的体裁加以处置，能够突出域情的特色，使独特的物事鲜明、了然，利于用志者阅读采信。从著述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记述上的到位，能提高志书的学术价值。

　　四、留下什么—完备资料属性

　　这里所指的资料主要是志书中所载的地域性文献材料。

　　志书总体而言是资料性极强的著述书，记述的内容不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皆属地情资料.除此之外，古来志书大多还录入了更为“纯粹”的整体性的区域文献资料，这也是志书资料属性的一个表征。在现代志书编写中，有必要将涉及地区的历史性文献(集中体现于首轮)、重要文集著述、有久远效力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有指导意义的发展规划等记入志书，以备后世使用查考。如宝坻旧志就曾节录了明代知县袁黄所著的《劝农书》(根据宝坻域情所著)，缘于其中许多技艺技法于当时的重要作用和对后世仍有某种参考价值。全文录入了考辩沿革的《宝坻县记》，使得后人得以清晰地了解本地的历史源流。在第二轮修志中，我们在附录、杂记中收录了国务院及天津市对宝坻撤县设区的批复文件，收录了宝坻区三十年远景规划和城区规划。还根据宝坻历史上“盛产”剃头师傅的情况，收录了“剃头挑子出宝坻”以及“宝坻的皇庄、官庄、庄头”等带有地域性的学术性文章，正是要将重要的地区文献资料集中留存，一方面为当代人利用提供方便，一方面达到存史备查的目的。我们理解，这样做也是在强化着志书的社会功能。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的这两句诗似很值得志人玩味。虽然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古人在书斋中所能“洞明”的世事已迥若云壤，但情理却一，不论是治理社会还是为文著述，必据其情而循其理方得其要。志书中的篇目及内容记述倘真正做到依地“情”、在事“理”而形诸文，必可修出一部高质量、有特色的佳志来。此中垂意，似有不可言传而可领悟于心者。

　　谬否?祈正于方家!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