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从广义上看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一个地方共同体群中发现的文化规则的聚合。文化是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化是过程，文明是成果。人类及其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和文化，也受其影响。文化是阳光，是土壤，是水，是养分，是地方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方志编修工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大文化的范畴。对社会进行一种理性的判断，以更广大的文化心胸，去适应外部生态，精心培育内部生态的良性延续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
　　一、昔日的光荣与现实的挑战
　　１．地方志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播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者元素。被称为“有清一代唯一的历史学家”的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中国是个史志大国，传之久远的经史子集、方志野史、奏疏文牍、笔记小说等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传世的方志就有８５００多种，１１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强。新编方志也已达５０００多部（卷）。
　　方志的辅政资治、教化、存史功能及其学术地位曾经受到长期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在科举制度下，莘莘学子熟读四书五经包括国史才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员序列，而担任地方官员者，地方志无疑是其熟悉地情、进入新角色的必读课本。修志和收税、断案，是为官一任的重要工作。所以，旧时地方志在辅政教化等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近代方志理论的变革和成熟，与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兴盛不无关联。
　　２．当代地方志定位之难在于，一是地方志的学术地位。第一轮修志存在的“一部书”主义观念和操作的局限，使得志书著述性、资料性两不落实，方志学至今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学术界的一员。二是目的和功能。现在，一方面，地方志的文化传播强势地位已经一去不返，各种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甚至出现“博克”这样的个人媒体。比地方志更快捷、便利、生动、丰富、深刻的媒体大量涌现，迅速占据了时代的有利地形。进入读图时代的民众，更需要便捷可口的读物；存史有档案馆和信息中心；在重大决策方面，经济学家的作用已经代替了史学家和文学家。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进步，政治、社会的观点和价值尺度发生相应变化。以前一些家庭、个人的小事，如就业和劳动保障、生育、娱乐、教育等，成了国家大事。民众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也在弱化。这无疑对方志现实存在意义和价值提出了挑战和诘问。的确，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和新方志的读者群在流失；一方面是许多历史剧叫座，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矛盾的现象说明，各类历史和方志著述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如何使地方志的价值和功能得到充分展现，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３．地方志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品种，不管当今是否依然合时宜，都是千百年进化的结果，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能轻言丢弃。我们认为，地方志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前景，基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保持文明的独特性才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和共同记忆，而回溯历史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愿望，我们就是通过古代文字传递的文化信息了解历史。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生活的扩大，这种情结又向纵深发展。当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祖国大陆期间，伴随着央视的连续报道，那《乡愁四韵》拨动心门的旋律，是多么切合这次访问的文化寻根意义。
　　因此，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但与现实却又一脉相连。文化心态的分野不是决绝的，对区域历史的解读、阐述、表述，均受到当前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影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明历史文化记忆和区域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把握好这一点，地方志是会大有作为的。
　　第二，新一代的方志文化传承主体，较之首届修志队伍，至少有许多利好：一是拥有了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二是由于技术手段的进步，地方志的载体就比首届修志更为丰富，方志书、地情数据库、电子版、年鉴、地情书、网络版，扩大了地方志的工作空间；同时，首届修志让我们拥有了地方志从个体和小群体编修，到政府主持下的群体协同作战的经验。
　　二、地方志外部生态的变化发展
　　我们正处于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历史巨变。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信息技术社会。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不仅要由古知今，还要由今知古。“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的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研究不能画地为牢。”
　　李铁映在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修志必须及时反映时代的特点，“今天的志书，要反映时代，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地方志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当代人的史诗和记录。”
　　１．相对于史学，地方志更多地指向当代。“当代人修当代志”，它记载当代生活图景的横剖面。但是，现实和传统也是无法分割的。人们今天见到的当代文明，大抵是一座金字塔灿烂的塔尖，只有在对支持文明的塔基有了充分了解，人们才能真正完整了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真谛。
　　笔者认为，对于穿过岁月的流逝而延续至今的高度复杂的传统，分析和评判都要十分慎重。“比起漫长的历史，比起我们全部祖先的智慧的凝聚，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其实都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于传统，明智的态度就是保持审慎，保持足够的同情和敬畏，因为它是当下人们有价值的生科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跟传统不分彼此，传统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而非存在于我们之外，对过去进行一刀切的终极判断不可取”。（《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９月《我们有判决传统的能力吗》）历史像秋千而不是风筝，总有股无形的力量牵制你，你荡过去的幅度有多大，相应地荡回来的幅度就有多大。从六、七十年代打倒孔老二，到２０年后的山东曲阜高规格祭孔……再到最近河北沧州育红小学在学生中开展行孝教育，将古代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图”贴进了校园……一句话，我们必须敬畏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应当冷静、理性、坦然地面对传统文化的一切，从中鉴别、汲取和扬弃，重建已经部分丧失了的文明传承的理性态度和能力。虽然对根系的挣脱的欲望才使树木得以成长，但是不能经断纬裂，变成断线的风筝。
　　２．文化的芯，生生不息。随着人类生物进化的脚步的放慢，文化的成长则不断加速。世界时代的四个文化域，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信息文化，正在发生的变迁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科技文明、数字化生存、地球村、思想解放，正在，也必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身心，重建我们的思维框架。
　　任何民族都必须立于先人创造的文化根基之上，才真正谈得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自新”。在千年的欲望一瞬间爆发的时代，需要用古老的智慧，用文化结构去支撑和应对社会与人心的变迁，从前人那里继承的文明成果，慎重地创造、创新，而将这种创造和创新传承给后人，这是地方志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之一。
　　３．从新闻传播理论的角度看，传播媒体是守门人，也是了望者，地方志也不例外。在一日千里的变化面前，我们从理论到实践似乎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做好准备。
志书在过去虽然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但当前的世界却不能以旧态来重现。随着社会生活和科学的进步与分化，以前那种几个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的文人就可以编写志书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李铁映同志认为，志书首先是服务当代人的，自然应当以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和需要作为标准。只有对当代人服务好了，后代人才会从用志的过程中加以总结。有用处才能有价值，怎么能离开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去纂修一部反映当代人事迹的书呢？我们把地方志叫当代书，不叫当代史，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史志”，是记述当代人各个方面实践活动的，是当代人思想理论体系的表现。区域文化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绝不是简单割裂的关系。对于新事物，方志界同样也应当采取直面观察、宽容和包容、理性分析的态度，才能担得起传承先进文化的责任。
　　三、地方志事业的前途
　　　　——内部生态的培育和良性成长
　　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文化事业文化成果有史以来就是一种湮没与反湮没的关系。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是极其严格而公正的。
　　１．由上而下就是让地方志贴近民众，贴近生活。
　　方志学在学理上的变革，早在２０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中就初见端倪。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的同时，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李大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他们都把人生的变迁和国民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
　　笔者认为，史学研究与方志编修主题和视角的转换，对吸引读者的兴趣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和司马迁，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位开创者，自两位伟大先驱者以来，不但针砭人心的“春秋笔法”受到认同，而且描写心理活动的近乎文学的手法也受到推崇。历史叙述变成道德寓言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如果说是浓厚的文学色彩，莫如说有着无法逃避的道德热情。所以说，文史结合、寓褒贬于记述中，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优秀传统，而史学理论正是方志学的重要源泉。
　　思路决定出路。和史学一样，方志也是人学。省作协赵恺主席认为，“优秀的方志记载心灵，平庸的方志记载事件”，我们生活的地域，是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事物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的情节性，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各种历史书籍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和历史编纂原则等几道筛子。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柯林伍德说过，“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当然，大量可靠的证据才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
　　２．由内而外，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指导修志实践，更好地体现地方志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我们知道，其实在文化进程与地域空间的交互作用下，方志的内容结构和形式体例应当与社会互动和对应，使地方志的地域性产生新的特点，呈现为空间概念上从地域性到广域性的变迁。
　　关于理论视野的拓展和变迁。朱士嘉先生认为，“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综合著述，它等于地方百科全书，也是一门边缘学科。”也有些学者对于方志的定义，提出两个标准，其一，方志“地志之历史化”，其二，方志为“历史之地志化”。在此之前，方志理论经历过地理派、历史派到史地派的变迁。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会的进步和变迁加剧，地方志的外延进一步拓展，出现百科全书、文献、古今总揽等定性，要求详今明古，包含著述（地方史）、著述与资料结合（三级志书）、研究（理论、调研）、资料文献（地情书、资料长编）、信息（年鉴、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可见方志的性质、体例决非一成不变。
　　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包括对内开放的进程的加快，地方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互动影响更为深远。这种联系包括从政府友好城市、派驻机构、经济科教文卫合作交流、台办侨办外事）到民间（旅游、就学、就业），从广义到狭义，包括经济与市场、文化、社会、地方国家公共事物、人才的区域间交流、往来、分工与合作。
　　过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甚至文化现象，往往和一个地方密切相关，而如今，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加入ＷＴＯ等，大大地改变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并使得信息得以全球共享的同时，也打破了志书的原有“疆界”；而区域合作交流、人口迁徙、民工潮等主体空间的流动，也是地域性发生悄然变化的动因。纯粹的单一的地域文化，大概只有在一些古老的偏僻的村落，或者受到保护的区域才能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在保证三级志书的编修之外，逐渐改变条块分割的编修方式，以及一本书主义的编修观念，除了进行山水志、行业志的尝试之外，我们的眼光可以放到沿江、长江三角洲、氏族大家、文化群体等等。因为，行政区划的空间是僵化的，是纯粹物化的，从这样单一的空间，其实可以衍生出抽象的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人文和地区就产生了双向互动的关系。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其实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场，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迁移、合并、拆分、融合、碰撞、变革等等，然后才形成比较明确的区域或群体文化特征。
　　３．由表及里、虚实结合，就是进一步建立地方志的学术规范和概念体系的同时，允许进行记述方法的多样性探索。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李铁映同志强调说：“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动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重要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一本好的志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一部学术著作。”“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的一种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
　　全省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报告上，又提出应当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总结新编地方志的宝贵经验，概括、提炼、升华出新的理论精华。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观点标新立异。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吸引各个学科的新方法、新发现，不断完善新方志理论。这样，我们在区域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方面，才能取得高层次的成果，赢得更大范围的尊重。
　　根据清华大学ＣＮＫＩ工程数据，１９９９年从各国重要期刊统计，有关史学论文有６０８篇，中国占２０１篇，这也就是说，这一年中国发表的史学论文几占全世界史学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地方志却始终没有作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其实，志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史学。从特立独行的章学诚开一代风气，到民国史学大师的丰富完善推进，再到老一辈的志坛诸老和学术前辈，包括傅振伦、朱士嘉、来新夏、黄苇、魏桥，当前的梁滨久、黄勋拔、王志邦、徐刚毅、荀德麟……，他们以各自的信念、见识和专攻，使地方志向告别剪贴式的准学术风格方向努力。
　  新一轮方志编修上马之际，我们对新旧知识的占有量需要不断加大，要注重已有知识的运用和拓展，更新和提高。应当加强基础理论修养，吸收政治、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的精华，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营养很有必要。史念海先生认为，方志学今后的发展，应该配合利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横包自然与人文。而葛剑雄先生则认为，地方志除了重视社会现象的记录，还应当注意自然现象的调查和记录。
　　华人文化圈内，有许多拥有世界眼光和格局的历史学者，诸如黄仁宇、唐德刚、史学新锐吴思（《历史的潜规则》）、袁伟时（《帝国落日》）等角色，不仅保存历史文献，也保存民族和区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地方志具有文献（知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价值。
　　５．在方志理论方面，短期内不易取得质的飞跃，但我们可以做到量的积累，搭建从传统到现代，从量变到质变之间的桥梁。龙应台先生介绍说，德国一个小小的乡村都有十多个古迹，三个表演厅，十多个画廊，有专门的旅游文化课。乡民举办自己的音乐节、艺术节，写口述史。美国奥克兰市，一座仅仅２００年历史的城市，其图书馆馆内的陈列活脱脱是部长长的历史叙事诗，而在江苏方志界，比如《扬州史志》已经成为口述史学的一个重要阵地；苏州市志办的《苏州历史文化丛书》、《老苏州》系列画册，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希望和感动。
　　简言之，我们正处于三大社会经济系统并存的时代，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信息技术）时代，更加需要修志者眼光的前瞻性、胸怀的开放性。只有构建多元的方志文化体系，建立机制创新，呼唤文化英雄，才能更好地完成文明的传承和时代文化的建树，才能把地方志真正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