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总是伴随村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其消亡而消亡。可以说，一部村落史，也就是一部村落文化史。因此，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在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也应大力倡导、重视村志的修编，并以村志为载体，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同时，通过对村落文化的深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为文化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的建设提供基础资料支撑。

　　村志编修热正悄然兴起 

　　盛世修志。虽然编修地方志向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流传下来的村志却并不多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1949年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160多种，且集中于当时经济富足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

　　首轮全国性修志热潮始自20世纪80年代，当时省、市、县三级新编地方志共出版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地情书约7000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第二轮修志，也已有1000余部省、市、县三级志书出版面市。然而在新修方志的热潮中，村志的编修却并未列入规划，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不过，随着时代的推进，村志修编目前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此后，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已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了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万余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编纂了村志。

　　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事实表明，他们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希望通过修志来为自己定位，也借此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不可否认，编修村志是保存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料的最佳载体，不少关于历史文化、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民风民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皆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从方志功能来说，村志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举凡述、志、记、传、图、表、录等皆可运用，其中就有对村庄历史衍变、物质文化、村民文化及谱牒文化的重点记载。如果记述到位的话，一志在手，便可对村落文化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可轻估。

　　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东南地区农村中的“村志现象”甚为关注，关注的焦点就是村志对村民世系表的收录。1994年出版的《河头村志》中，便出现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它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迄今已传23代的吕家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谱，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

　　族谱文化在农村根深蒂固，是维系农民血缘关系的纽带。目前已经编出的每一部村志，都渗透着质朴的乡民亲情，这些往往为专业史学著作所欠缺。村民之间往往有着复杂的血缘关系，有比城市要紧密得多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几乎人人互相知根知底，因而叙史真切实在，一般少隐讳和曲笔，修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全在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先辈创业之艰难，务求发扬光大。

　　村志是最好的乡土文化教材 

　　目前已经出版和正在编纂的村志一般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本村的历史文化都有根有据地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村志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在寻根问祖、追踪访亲中已经起到并正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福建南安的《翁山谱志》追溯到了宋朝，浙江江山的《白沙村志》追溯到了明洪武年间。试想，假如我国几十万个行政村都理清了自己的文化历史，这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预料，村志所记的在今天看来十分常见的日常生活资料，将来很可能就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瑰宝”。其二，成为有说服力的地方教科书。村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贴近、详实、鲜活，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从经济到文化，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无不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作为乡村“一方之全史”的村志，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好乡土教材，所谓“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

　　村志的编修也可广为发掘和传承地方文化。如地处湖北省保康县南部边陲的店娅镇格栏坪村在编修村志时，就发现了楚文化、西汉文化、三国文化和明清文化的重要线索。河北省永年县龙泉村村民赵毓志等人在为编纂《龙泉村志》搜集史料时，发现了一本已有120余年历史的光绪庚寅年（1890）科考考卷。

　　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其实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基础。今日提倡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做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村志的集合可以说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

　　（来源：《中国文化报》2013年1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