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修志历史中，‘方志无学’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2016年12月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在“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上作“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主题报告，“时至今日，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仍是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远远落后于修志实践。”

“方志学研究”从民国开始

“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方志理论从‘理论’上升到‘学科’层面，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情。”邱新立说，梁启超可谓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1924年，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首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而李泰棻于1935年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方志学》，则被称为方志学的第一部完整著作。

在构建方志学理论的同时，一批民国学者纷纷开设方志学课程，开始探索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如河北通志馆馆长瞿宣颖曾在南开、燕京、清华等校讲授“方志概要”和“方志学”课程；朱希祖与罗香林分别在国立中山大学讲授地方志研究课程；顾颉刚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开设“方志实习课”等。同时，在“分科治学”理念的关照下，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4年，卢建虎在《东方杂志》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设志学系”的主张，并主张各校讲授“方志之学”。而在西方“分科”观念的持续影响下，学术研究“专科化”大行其道，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逐步构建，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发展

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1949年前8200余种中国方志。

“方志理论的大规模发展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邱新立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范围广。

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方志学理论研究文章，以万为统计单位，发表方志学理论文章的刊物遍及全国各地。正式出版的论著，累计650种以上，内部印行的也在430种以上。其中基础理论方面，有近120种，其中1980年至2000年的作品约60种、2001年至2013年的作品近60种。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标志着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邱新立称，多年来新编地方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相结合、具有良好作风的方志人才队伍，取得了大量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的志鉴成果。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共出版各种理论著作1000多部，发表论文6万多篇。

在邱新立看来，今天方志理论研究及学科体系建设有机制优势、人员优势和平台优势。数以万计的地方志工作者参与方志理论研究，各级地方志学会、各级地方史志期刊也为方志学研究提供了舞台。

“2016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史志专家、学者围绕“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年鉴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地方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展开交流。

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

“虽然方志理论研究成绩显著，但‘方志无学’的传统偏见却长期困扰着方志理论研究和事业发展。”邱新立认为，时至今日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主要问题包括部分方志工作者长于方志编修实践，理论研究能力不足，研究成果引用文献总体数量较低，学术含金量不高；有些研究成果内容创新少，而且在论点、论据、论证上没有太多新意；有些研究成果还存在思路不清、层次不清、逻辑不顺等情况；一稿多发现象仍很常见。

“此外研究工作各自为战居多，合作研究水平不高，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权威著作。整个学科的发展规划仍显不足，一些分支学科仍无人研究，或后继无人。”邱新立感慨，截至目前方志学还只被承认是专门史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学科定位、地位不够清晰，这是学科发展的瓶颈。”

而在学界，方志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意见也不统一。持否定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方志学是广义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持肯定意见的研究者认为，方志学虽与历史学关系密切，但已经或即将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争论本身掩盖了不少发展的实际情况，那就是经过几代学者和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方志学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已初步呈现出独立的学科面貌。”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