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志的著述性

柳成栋

提要：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志书科学性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志书阅读性的可靠保障，是志书不断创新的有效措施，是增强方志学术性的重要手段。志书缺少著述性的主要表现是缺乏著述意识，对“述而不作”理解不够；缺少总纂意识，对志书总纂不够；缺少学术意识，对志书的学术性理解不够；缺少“科学的资料书”意识，对方志是“资料书”的观点理解片面。增强志书的著述性方法很多，一是加强科学性，提高志书科学水平；二是加强学术性，提高志书学术品位；三是加强资料性，提高志书史料价值；四是加强可读性，提高志书应用价值；五是加强地方性，提高志书地方特点。

关键词：方志著述性学术性

随着地方志编纂工作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方志的著述性日益引起方志界的重视，《黑龙江史志》《方志天地》《陕西地方志》《天津史志》《中国地方志》《福建史志》《河北地方志》《广西地方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方志的著述性、学术性方面的论文。仅苑广才先生一人就相继连续发表了3篇有关加强和提高地方志著述性的论文。方志的著述性已成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成为衡量志书体现学术性如何的重要尺度。

一、什么是方志的著述性

欲明方志的著述性，首先要明方志的体例。关于方志的体例，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就已分为著述和纂辑两派，形成著述体、纂辑体两种体例。著述体“即撰述体，是志书撰写方法之一种。志书和史书均有撰述和记注（比类式编纂）两个体系。著述体主张修志要根据资料撰写志书，不以广征博采为贵。它有别于编次资料的编纂体（即比类之法）。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主张修志立‘三书’，其中之‘志’即用著述体撰述。”（《中国方志大辞典》董一博主编，198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纂辑体，亦即记注体，它是“按照一定体例和要求，将材料分门别类编纂起来。对引据之书，录原文，不另作注”的一种编纂方法。（同前）

著述体主张方志记述，无一语不出于己，即全部以自己的语言编纂志书，对资料进行分析，锤炼成文，系统地重点地反映事物发展的情况。纂辑体主张志书无一语不出于人，即无一语不无出处，全部以采集汇辑来的史料编纂志书，完全不用自己的语言，只做辑录编排工作。把方志提到著述地位的是章学诚。当代著名方志学、目录学家朱士嘉在他的《中国旧志名家论选》—书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的按语中肯定了“章氏把方志提高到著作的地位，具有高超的见解。”梁启超在论述章氏方志立“三书”也指出：“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之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梁氏列举了如康熙《德州志》、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汾州府志》、嘉庆《湖北通志》、光绪《安徽通志》《绍兴府志》等十部名志后，指出“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对方志的著述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关于方志的著述性，黄苇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中给地方志下定义时便明确指出，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著述。”

董一博先生曾深刻指出：“新志书不可能是属于纯粹的编纂学范畴的子学科，而是自有其独有特性的，其大量篇幅是著作，或者说是依据资料和考证进行著作的。如概述、专志、人物及某些考录，多出自专纂、总纂之手。他们在编纂中要有笔削独断之权之能。而在若干专题上，尤应擅著作之能，通过著作，贯彻宗旨，体现方针政策，使其成为利今惠后的一方之书。”（董一博：《新方志编纂探微》，载《董一博方志论文集》334－33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那么，什么是方志的著述性呢？胡嘉楣先生认为：“所谓方志的著述性即指在编纂者的主观意识支配下，集中表现于方志的整体性、论理性、资料性和导引性。整体即方志的概括性；论理即方志的点睛立意，资料即方志的学术价值；导引即方志的切入纵深。四性之要皆发韧于纂志人的主观意识，摒弃纯客观记述，一改‘述而不作’为‘述而必著’。”（胡嘉楣：《加强方志著述提高志书质量》，《黑龙江史志》1989年第4期）李德辉先生进一步指出，方志的著述性，“是指编纂者运用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志书的内容和形式，资料和观点，部分和整体进行科学的思辨和认知过程，集中表现在志书观点的鲜明性、资料的系统性、分类的科学性、结构的严谨性、行文的规范性、语言的精确性上面。”（李德辉：《加强方志著述性的一些探索》，《福建史志》2001年第3期）

二、方志著述性的意义

（一）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途径

志书贵在著述。“如果说真实性、资料性是新方志的生命，那么著述性则是志书的力量和价值所在，是新方志活化的生命。”（胡嘉楣：《加强方志著述提高志书质量》，《黑龙江史志》1989年第4期）李铁映曾经指出：“新编地方志不同于一般的史书，不是一家之言，不是史家的专著，不是史料汇编、资料大全，也不是百科全书，而是一种有特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各地区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和现状的全面、系统、科学的国情资料。”（《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方志文献汇编》4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只有加强了志书的著述性，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保证志书的质量。

（二）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志书科学性的主要方法

早在1980年，胡乔木同志就大声疾呼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地方志，“三新”的核心就是科学性。嗣后胡乔木又进一步指出，志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尽管他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但是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董一博先生也曾指出：“地方志书，自始至终，都是观点、资料和科学方法的结合，从点到面，从个体到整体，无不闪耀着立德、立言的科学光辉。它从开办修志，发凡起例、征集整理、核证和运用资料、分写分志、长编，直到纂成志书的全过程，没有一个环节、一个篇章，不蕴藏着科学的生命而成志书的生命力。其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实用科学等等，无不以各自的严密而新颖的科学方法而丰富方志科学。可以这样说：新编志书，如果没有科学，不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就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董一博：《彻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体例》，载《董一博方志论文集》41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足见科学性作用之大，而科学性正是方志著述性的最好体现。

（三）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志书阅读性的可靠保障

志书贵在使用，便于阅读，是其第一要务。一部志书如果排列无序、资料堆砌、内容冗杂、语言拖沓，是不便于阅读的，只有加强著述性才能使所纂志书便于阅读，便于使用。增强志书的著述性，可以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地方志的可读性寓于著述性之中。学术界阅读地方志是为了研究的参考，领导阅读地方志是为了决策的参考，一般群众阅读地方志是为了了解当地一些基本情况。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地方志都要有一定的著述性，都要用可读性去打动读者的心灵。李铁映同志一再强调。“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志书“要写得精练、优美，引人入胜”。但是，志书不可能像文艺小说那样情节曲折跌宕，也不能像散文小品那样刻意雕琢词语，志书的可读性是建立在内容真实、文风质朴、语言规范的基础上略施文采，使人读起来更流畅、更愉快，有一种美的感受。（李德辉：《加强方志著述性的一些探索》，《福建史志》2001年第3期）

（四）加强志书著述性是志书不断创新的有效措施

创新是一切学术研究的生命，加强志书的著述性是方志创新的重要手段。“提高方志质量在于创新，在于敢在众多著述之中争取自己的地位，恰到好处地动用多种文体为方志服务。在于强调提倡方志的著述性即是方志编纂理论创新的一种最有出路的尝试。只有敢于、善于将著述理论用于志书，通过著论破理析薪深化主题，揭示内涵，才能提高志书的社会价值和服务质量。”（胡嘉楣：《加强方志著述提高志书质量》，《黑龙江史志》1989年第4期）

（五）加强志书著述性是提高方志学术性的重要手段

加强方志的著述性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需要。方志的著述性与学术性是相辅相成的。地方志的学术性，是通过著述性来体现的。通过对一地各业百科的历史与现状的记述表现，即通过对史实的记述来体现其学术性。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负载于地方志书，体现志书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衡量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围绕资料的表现来进行，看其以什么样的观点统率资料，以什么样的体例形式来组织资料，以什么样的语言文风和图表照片来表达资料。

加强著述性的根本点，就是要求志书的叙事更多地出自作者之手，也就是“融合群籍，自铸新词”，它是提高志书学术性的重要手段。

三、志书缺少著述性的表现

综合苏长春先生等人的观点志书缺少著述性的表现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

一是流水式记述（或称编年式记述）。一部志书和志稿，横分门类后，便按时间顺序，一笔一笔记述下来，从上限记到下限，从年端记到年尾，从月初记到月末，形成一本“大事记套小事记、小事记套日记”的流水账，这是目前志书和志稿最为普遍的现象。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首先是能分类立目的事物不分类立目，把几种事物间杂着记述，或者记述同一事物，以时为序，逐年一笔一笔记述，形成了“日记”。其次，只见流水潺潺，不见波澜。有些志书和志稿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只是以时为序的具体事物帐，看不出事物发展的兴衰起伏的脉络。

二是记述要素不全。有些志书或志稿，只能从一、二个层次上记述某项事物，如记述农产品，只记品种和历年的产量，而对其分布、该产品在全部农产品中的比重、该产品的特点等，则往往疏漏不记。

三是记述内容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有些志书和志稿采取填装式的写法，按照篇目往里装填资料。主要表现是①矛盾多出。观点与事实的矛盾、同一事物前文与后语的矛盾、前后时间的矛盾，文与表的矛盾、前后数字的矛盾、文与题的矛盾、文与图的矛盾、同事物前后提法的矛盾，等等。②内容结构不合理，造成逻辑混乱。有些志书和志稿把同一事物分割开来，分别记入不同章节。或造成同一事物的多次出现，前后碰车，或造成记事零乱，不能给人以完整的概念。还有些志稿，在记述同一事物中间，插入一段与该项事物不相干的事，节外生枝，歧路亡羊。③时序和事序混乱。有些志书和志稿中常常出现时序颠倒，事序杂乱的现象。事序杂乱，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记述同类事物，诸项要素排列不规范。二是记述同一事物，事序颠倒，条理不清。

四是以偏概全。在志书和志稿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弊端是把志书运用典型片面地理解为观点加例证。这是志书的大忌；志书不是调查报告，更不是宣传品，这种观点加例证的记述；势必降低“志属信史”的权威性。在使用例证时，又往往是层次太低，事例孤单，事例和数据覆盖率极低。例如，一部省志专业志，在记述某项事业时，只用一县、一乡、一基层单位的事例或数字，缺少全省的情况；记述量时，只用某年的单体数，缺少阶段性或集团性数据。再如，对同一事物的记述，写成绩时用甲地、甲乡、甲社事例和数据，写失误时，又举出乙地、乙乡、乙社的事例和数据，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如此等等。结果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零散的资料，不见统观全局的资料；只见微观事物的存在，不见宏观事物的面貌。入志资料不能反映事物全貌，看不出事物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

五是记事随意性。记事的随意性，不能恪守记述内容的规定性，也是志书和志稿中的一种常见病。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首先，是越界记述。①越出地界，把不是本地的大事强行记入本志，在“大事记”中比较多见。②越出专业志范围。有些省志的“供销志”，利用大量的文字记述农业生产情况，有的水利志稿记入农业生产情况。③越出事界。本不是大事，硬当成大事塞入“大事记”中。将本身不是具体事件，而是某项工作过程的结果记入“大事记”中。这不是记事而是记实。其次，是超越断限记述。第三，背景资料多，喧宾夺主。第四，兼收并蓄，鱼龙混杂。有些编纂者以为，资料越多越好，把一些与记述对象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资料塞进志书，有些人舍不得割爱，剜到筐里就是莱，画蛇添足。

六是“述体”不“述”。志书横分门类的弊端为前人所见，所以前人与今人都主张在志书中设“述”来弥补横排的缺欠。省，市、县三级志书中的述，大致有：“总述”（综述）、“概述”、篇章下的无题引言。各层次“述”的作用，就是要增强志书的宏观功能和整体性。但是，有些志书和志稿各层的“述”，写得不成功，因此，也就起不到这种作用，减弱了志书的著述性。（以上参见苏长春：《增强志书的著述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课题》，《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6期）

七是取舍不当。不少编纂者未能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认真地分析、归纳、排列、组合，恰当取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详细考证，并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纳入志中。

八是对志稿贯串不够。贯串亦即贯通，融会贯通，全篇照应，彰明因果，体现规律，方能体现志书的著述性。这一点，好多志书未能体现出来。瞿宣颖曾指出：“一切学问，贯串最难。史也者，正所以奏贯串之功也。史料者也，未曾贯穿之史实也。试设例以明之。如云上海五十年中之雨量平均为若干寸，此一事实也，此史料也，此年鉴与调查之好材料也。凡人所知止于此而已矣。一入史之手，则由此雨量一事可以研寻而得其与农田之丰歉之关系也，由农田丰歉之关系而可得金融消长之关系也，由金融消长之关系而可得社会宁拢之关系也，由社会宁拢之关系而可得政治倚伏之关系也，以何因缘而成某时代之状况，以何因缘而某时代之状况演化以成今日之状况，纵横两方，千端万绪，大弥六合，细入无间，皆在史家分擘综辑之妙腕中。然后可得真史也。此史之所以贵也。”（瞿宣颖：《志例丛话·通诠》）瞿氏所指，正是不少方志编纂者不足之处。方志著述，贵在透彻掌握资料，从中提炼出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揭示出事物的兴衰起伏，或者阶段性发展之脉络，其次再横述基本情况。（张仲荧：《方志“著述”论》，《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4期）

九是未能很好地体现编纂者的思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针对自己编纂《史记》曾经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虽然是对编史所说，对修志也不无启发。对此，章学诚曾说：“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书始成家。”（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只有体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反映出编纂者的较深的思想内涵，志书才能成为有骨有肉有思想的一家之书。而能达到这一点的志书，实在是微乎其微。

四、志书缺少著述性的原因

志书缺少著述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实践方面的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一）缺乏著述意识，对“述而不作”理解不够

造成志书著述性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适当地把“述而不作”绝对化。“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述”就是述前人之说，是“传旧”，“作”就是创作，通用为著作之义。“述而不作”之意即对历史文献或历史事实只作如实记述，不加观点，不作分析、评论。后来，“述而不作”就被修志者奉为臬圭。清初方志的纂辑派就是奉行“述而不作”的，他们主张“志中无一语不出于人。”修志者只能对采集来的资料进行辑录编排，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述说。本届修志，一直沿袭“述而不作”这一观点，部分人并对它作绝对化的理解。

对“述而不作”的要求要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强调如实地记述事物，不随意乱“作”、大“作”，不大段地进行论证是对的。否则，就不成为志书。但一点都“不作”，或者完全“不作”则是片面的，志书应该允许有必要地“作”，适当地“作”。完全“不作”只能是“资料汇编”或“资料长编”，而难成其为志书。志书又是“官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可避免地要反映编纂者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不作”，在篇目设计和行文中不渗透一定的倾向性的内容，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以清嘉庆六年（1801）谢启昆修的《广西通志》为例，谢志是“述而不作”的纂辑体的典型，梁启超称之为“省志楷模”。此志基本上是资料的辑录和编排，所引用的资料都说明出处，注解綦详。即使如此，它也不是绝对的“无一语不出于人”，在编纂过程中，遇到征引的资料与志书体例不合，或内容冗鄙不宜全录者，亦加以删削增润；对征引资料中的讹误加以订正并加按语予以说明。可见，即使是一部标榜“述而不作”的名志，也没有完全做到“不作”，实际上还是述而有“作”。后来，修志者述而有“作”的情况就更多了。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主义新方志，无论在内容上、体例上，都理所当然地要超越前人，超越旧志。按照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并努力体现其科学性、资料性、整体性，是新时期方志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允许述而有“作”，加强志书的“著述”性。才能保证志书质量，适应时代的需要。

（二）缺少总纂意识，对志书总纂不够

总纂是志书编纂工作的重要阶段，是志书编辑加工成书的重要过程，总纂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步骤，搞好总纂是编史修志的成功经验。总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体例不规范，结构不科学，有悖志体；文风不统一，风格不协调；材料堆砌松散，犹如流水账；工作总结、报告痕迹较重；交叉重复，一事多记；前后抵牾，互相矛盾；这些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志书编纂人员缺少总纂意识，对志书总纂不够。

（三）缺少学术意识，对志书的学术性理解不够

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从事地方志工作，还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胡乔木：《谈新编地方志——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方志出版社《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33页，1999年10月第一版）李铁映也曾经讲过：“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延续进行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同上书41页）1997年8月20日，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编纂志书是艰苦的学术劳动”（同上书56页）。2001年12月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在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每一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是一部精品，这是对新世纪修志工作最基本的要求。”王忍之也曾经指出：“编纂新方志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工作，而是学术劳动。”（王忍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同上书150页）方志的著述性与学术性相辅相成，学术性是著述性的最直接体现，忽视了方志的学术性，必然影响其著述性。

（四）缺少“科学的资料书”意识，对方志是“资料书”的观点理解片面

方志的资料性是其本质属性，离开了资料性，方志就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方志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料书”呢？胡乔木同志曾明确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他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说，方志应该是一部“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是一部系统的有组织的“科学文献”，缺少这种认识，只认为方志就是一般的资料书，则难以一部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编排有序的学术性资料著述。

五、如何提高志书的著述水平

要提高方志的著述性，有关方志工作者不乏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加强科学性，提高志书科学水平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全局，拟定编纂方案，确定篇幅、体例和篇目框架，体现其科学性，使其更具有著述性，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任务。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志书的整体性、逻辑性、连贯性、层次性，要体现志书整体框架的合理性，整个结构要符合本地方的实际，要全面、系统、合理地反映本地方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整体面貌，要能够充分显示地方特色。要充分展示地方个性，展示此地方与彼地方的差别、不同。刘知几在《史通》中曾形象地说道：“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地方志的篇目设置，不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要从实际出发，重点突出地方性，即所谓“地方志，志地方”。一部志书的框架篇目，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如何从本境域内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出囊括百业、突出主体、归属得当、排列有序、有利编写、便于阅读的篇目，事关全志质量，意义重大。切不可疏忽马虎或随便将就了事，而应该认真思考，精心设计，因为篇目设置的优劣，对志书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志书的篇目实际上是志书的骨架和大纲，既是搜集资料的向导，又是编写的提纲，是整部志书的窗口。篇目直接关系着编修志书的全过程，决定了志书的学术品位，是志书的科学性、志书特色和志书质量的重要体现。它的设置应该根据记述内容的要求来确定，特别是第二轮修志，更要有创新意识，与时俱进，在框架结构与记述方法上都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只有力纠前弊，树立新“亮点”，即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志书的篇目才能富有新意。框架结构就相当于一部机器的设计图纸，只有精密准确的无懈可击的图纸，才能制造出一部精良的机器，志书也是如此，只有有了科学合理的篇目设计，才能编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性的精品志书。志书的篇目完善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甚至要延续到志书总纂直至最后定稿之前。

（二）加强学术性，提高志书学术品位

志书的学术品位，是志书著述性的直接体现。地方志的学术品位专指志书所含学术价值量的多少，学术价值含量高，则志书的学术品位高，反之则低。地方志的学术性是指体现于地方志著述中的合乎规律的创造性。创造性在志书中的表现可概括四个方面。一为创立新说；二为在否定旧说中创立新说；三为补正前说；四为发展前说。（韩章训：《也谈方志的学术性》，《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4期）创造性决定学术品位。学术品位是评判志书学术性高下的一把尺子，按此推理，学术品位的高下决定志书质量的高低。

如何增强志书的学术性，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荀德麟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一是适当引入史论。把史论引入续志编修中，可以考虑用“史略”统揽全篇，取代“概述”。首轮修志时，《淮阴市志》为了加强宏观记述的深度和广度，勾勒本地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用11万字的“史略”取代“概述”，受到方志界的好评、推崇，赞为创新。续修志书，编者继续采用这一形式，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把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复杂的世象、天翻地覆的变化记述好。

二是采用“述评”“汇考”“专记”“调研报告”等形式。利用“述评”“汇考”“专记”“调研报告”等形式展示重点，展示重要的细部和研究的深度。这些形式，有的可以作为某些章节正文的内容，有的则可以设立特殊篇章，还有的可以归入全书的“附录”中。

三是熔铸百科。地方志书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志书编纂要能够很好地熔铸百科，吸纳各新学科知识，面向百科，学习百科，重视把一系列相关学科如统计学、社会学、环境地理学、经济学、市场学、城市学、逻辑学的方法和某些概念引入方志编纂之中，这对方志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特别是方志某一门类的记述范围与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一致的时候，其理论、方法、成果对提高志书的学术性、科学性意义更加重大。

四是变志书的“述而不作”为“述而有作”。志书有作有论，主要是指在各种“述”体中一定要有“作”。首先，这种“作”，不是空论、泛论，而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发展的大势大略、兴衰起伏，彰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反映事物发展规律。诚然，在“述”这个层次虽然有明显的“论”，但在写这些论时，不能像议论文那样经常使用铺张式、反诘式的议论，更不是论证、论点的铺陈，而是画龙点睛之“作”。这是志体使然。

其次，各分志前的无题小序中也可以“作”。这种“作”，或是对于大势的简论，或是对于某些规律、特点的结论。如《淮阴市志·人物》卷前面，就有一段这样的无题序：“淮阴市旧处黄、淮、运交汇处，控扼交通襟喉，每承平之世，四方辐辏，有人文荟萃之誉；战乱之时，干戈云集，多武功显赫之材。这是本卷所载人物的重要特点。”

其三，人物传中也应该有论。人物传中的论，应以史带论，论由史出，切忌空论。“史略”中、“绪论”中则不受此限。“绪论”还可以用策论的写法，这种写法虽然最难，然而，写得好也最易出彩。

五是尽可能采用记述对象所属学科的专业术语和评价体系，引用资料规范出注。（以上参见荀德麟：《增强续修志书学术性之我见》，《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4期）体现方志的学术性固然重要，但有几点仍需注意。一要注意不能把地方志编纂成学术专著，要以志为主，以学术为辅，学术为志服务。二是学术要有机地融合在志中，形成浑然一体，不能学术与志分离。三是要找准学术在地方志中的位置，该体现学术性的地方一定要体现学术性，不该体现学术性的地方不能滥用学术性。

（三）加强资料性，提高志书史料价值

资料性是方志的首要属性，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方志记述以资料为主。只有增强志书的资料性，志书的著述性才有保证，才能保证把志书编纂成资料性著述，否则著述性将无从谈起。资料性愈强，史料价值愈高，学术性亦愈容易体现。宣统《呼兰府志》、民国《瑷珲县志》都以独特的、丰富的地方史料深受学术界的重视。

一是搞好资料的深度加工。对资料的使用方式，是纂辑体与著述体的区别之一。纂辑体基本保持资料的原始形态，只是做些排比和记注。著述体基本改变资料的原始形态，除了附录和引文外，大部分资料经过筛选、归并、重新组合。这样才能精心筛选出反映事物本质和整体面貌的资料。经过加工“再生产”的资料，比原始资料更真实准确，信息量大。编者对资料加工的功夫越深，志书的著述性就越强，两者成正比例。在资料深加工的过程中，应避免就事论事，而应展示事物深层次的内涵和事物的相互关系。资料的深度加工就是“融合群籍，自铸新词”，此乃志书由资料到著述的必由之路。

二是正确出力与把握“寓观点于资料”，实现著述性与资料性的完美统一。“寓观点于资料”的表述方法，是地方志的资料性与著述性决定的。正确处理好“寓观点于资料”，是实现地方志资料性与著性完美统一，编纂出资料性强，具有一定历史深度、哲学深度的高质量志书的所在。“寓观点于资料”命题的内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对历史形成的看法需通过对资料的选择、取舍、使用来体现，作者不得跃于笔端论述历史。二是在必要的时候允许作者依据对历史本质的正确把握，作出“画龙点睛”的客观评价。（周春艳：《方志著述性面面观》，《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1期）

三是把“述而有作”作为基本笔法。“述而有作”是对“述而不作”的突破。加强志书的著述性，与志书“述而不作”的传统并不矛盾。笔者认为，“述而不作”的主旨，在于秉笔直书，“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即观点按资料说话。志者，记也。昔刘知几的“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据事直书，善否自见”，以及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提出的治史“唯有实事求是”的主张，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以资料为依据，根据资料，阐述观点，做到“述而有作”，“述而精作”。不应完全束缚于“述而不论”的旧说之中，无所作为，无所创新。事实上，首届志书增设概述，就是一个成功的突破。由新观点、新方法形成的许多新材料也是推陈出新之举。加强著述性的要求，正是对述而不作的辩证补充创新。饶展雄先生在曾以《广州市志》为例谈到了如何运用好资料来体现方志的著述性，从而体现其学术性。即以述为主，述论结合；夹叙夹议，加简短结论；提出观点用资料说明；对人物直接评论；记述“是什么”，也记述“为什么”；加以前瞻性议论。（饶展雄：《关于方志之论与学术性问题》，《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1期）

（四）加强可读性，提高志书应用价值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仅为当代人用，也为后代人用。志书所以具有保存价值，就因为他有使用价值。志书工作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生生不息，永不竭尽。没有使用价值，就难以流传和保存。”而可读性是志书使用价值、保存价值、流传价值的有力保障。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只有加强志书的可读性，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性科学著述。

地方志实用性的前提是它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没有可读性和吸引力的志书就谈不上实用性。当代地方志的读者是现代人和后代人，就必须适合他们的口味，使他们愿看会看；眢，看了才说得上用。我们的志书有它的基本属性和规范，但它有个度，不能片面，不能搞绝对化，更不能强调得过头。朴实严谨是志书的基本要求，但说过分了，就会变成枯燥简陋，令人生厌。朴实严谨可以同生动流畅相结合，相反相成，结合好了，可读性和吸引力就会增强。当代人和后代人可看可读的东西太多，而且越来越多。硬要他看志书是行不通的。要尽量使“要他看志书”变为“我要看志书。”这就要靠我们在加强志书著述性的时候，不断加强志书的可读性。

加强志书的可读性，主要应在语言风格方面来增强志书的著述性。一是行文要朴实、规范，语言通畅灵活，要有文采。二是记述要严谨，逻辑严密，表述准确，语言要反复锤炼。全书力求经络贯通，努力使之浑然一体。三是写好不同层次的概述、引言、无题小序，使之引人入胜。四是灵活记述经济发展，尽量减少数字堆砌。另外，要努力编好志书的索引，如主题索引、事物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使志书便于检索。

（五）加强地方性，提高志书地方特点

地方性即地域性，亦即地方特点。地方性是地方志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地方志所记载的事物范围，大体以某一地方行政区划为限，由于各地在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建置沿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工农业生产、历史和社会环境的递嬗等方面具有许多不同特点，所编成的志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编修地方志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突出能够反映本地区特点的内容。所以加强志书的著述性必须吃透地情，深刻地认识地情，周密调查与深入研究地情。

香港大学王庚武教授在1989年亚太地方文献国际学术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的地方志大部分都是求其共同性，而相对来说是忽视独特性，尤其是关系到文化社会，社会行政方面。事实上，以往的情况是：不管方志是当政者撰写还是地方士绅纂修，均是强调共同性，即不讲究独特性。有时更可以是千篇一律，每部方志大都差不多。”就地方志如何体现地方特点，使之成为成一部学术“著述”时，王氏又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地方上的独特性应该多下点功夫。我觉得我们以前太注意共同性，不重视独特性。因为我主张从地方志里去找独特的地方史料。以个人的经验来说，地方的独特性虽然难找，但却很重要。”（林天蔚主编《亚太地方文献研究论文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1年版，13—17页）。只有吃透地情，当个“地方通”才能著述好志书。对地情的认识，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志书虽然不能用论证方式来表达，但必须有理性认识作指导。对地情的了解，起码应当做到了解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脉络；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的历史和现状、沿革和原因；了解各行各业特殊事物的作用和成果，并从中找出整体特征。编者对地情了如指掌，写作中就会有创造性。如果编者对地情一知半解，写作起来往往“照猫画虎”，人云亦云，很难形成地方特点突出的地方综合性著述。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