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年鉴已有千种以上，年鉴界在研究中国出版的年鉴所存在的问题时，比较一致地认为，现有年鉴在实用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影响了年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年鉴中存在的信息含量不够大，信息涵盖面不够广，信息要素不够全，所载内容较“肤浅”等等，均是影响年鉴实用性的因素。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使年鉴更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出年鉴的存史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年鉴所有编纂人员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年鉴要发展，必须要创新，要在规范的基础不断创新。年鉴首先要从框架设计上创新，从表现形式上创新。 

条目是年鉴的基本表现形式，绝大部分年鉴的主体部分是条目，提高条目的编写质量是提高整个年鉴质量并增强其实用性的关键所在。但同时，我们能否考虑在提高条目质量的同时，利用其他的表现形式来增加年鉴的实用性呢？笔者认为，“专文”就是一种增加年鉴实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现在已有相当一部分年鉴设有“专文”，其中大部分的“专文”记述的内容为某个行业或部门领导的讲话、一个单位或一个行业的工作总结或展望，还有的带有论文性质。本文所指的“专文”记述的内容有别于上述“专文”的记述内容，是指对发生在年度内或是连续几年内特别重大的事件（事件包括一件事或一项工作），专门进行系统记述和总结，并约请有关权威人士撰写的文章。这类“专文”在年鉴中往往可以起到条目所起不到的作用，可以弥补条目在记述特别重大事件时的不足，也可弥补一般年鉴中为记述特别重大事件而设置的“专栏”的不足。对增加年鉴的信息含量，增加年鉴重要信息和有效信息，增强年鉴的实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专文”能提供完整的信息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个过程，都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特征。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尤其是重大的事件。客观地反映事件的整个过程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征显得尤为重要。年鉴除了记述一般的大事外，要特别提倡重视对重大事件作客观的反映，用条目的表现形式来反映这样的事件，无论从客观性、完整性、突出个性等要求都难以达到。因为不管是综合类条目还是专题类条目，都具有以下共同点。 

1．记述的事件时限一般为当年。 

2．所记录的字数有限，一般为 1000字以下。 

3．所用的文体要求开门见山、直陈其事、不描写、不议论、不讲解、不定义。 

条目的撰写要求决定了条目只能对当年一般大事的记述，但对当年特别重大的事件或是发生在连续几年内的特别重大的事件则无法完整、详细地反映，尤其是对事件发生的背景资料和原因无法记录。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创新、发展的时代，要完成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任务，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年鉴界目前正在提倡创新与发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要客观记录时代发展的轨迹。年鉴怎样才能如实、完整地记录下这个改革、创新、发展的过程，依靠年鉴中一般的条目来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事件尤其是重大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和结束在当年内，如上述的重大改革，更不可能在一年内就完成。按照一般条目的记述方式，将把整个改革的过程割裂开来记述，必然会使同时涉及几个领域的内容分散记述，更无法反映改革实施的原因及背景资料。待若干年后再回头看，整个事件的产生原因、过程、利弊显得零碎而模糊，难以得到系统、完整的显露。即使是专为记述重大事件而设置的专栏，由于其表现形式也是条目，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年鉴中的“专文”恰恰能弥补条目在记录这些事件上的不足。因“专文”具有不同于条目的特点，可以不受条目记述条件的限制。 

1．“专文”记述的事件以“件”为主，时间可为当年，也可为连续几年。 

2．“专文”的文字可大大多于条目。 

3．“专文”除了一般的客观反映事件的真实过程外，可以对事件产生的原因、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验教训等做适当的记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当时各级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干部老化，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改革机构势在必行。党中央考虑到进行改革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于 1981年作出了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并且把这项改革摆在全党在80年代必须抓紧的四项工作中的第一位。要求从 1982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完成。 

对这项跨年度的重中之重的工作，用条目的形式已不能全面、完整地加以反映了。《中国百科年鉴（1983）》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李锐专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文章《实行机构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向战略性决策》。文章详细地对当时机构现状与所处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进行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章用大量的数据具体介绍了第一阶段（1982年）机构改革首先从国务院的体制改革开始，到中央直属单位的改革所取得的可喜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还说明了下一步即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机构改革的部署。并对党中央在总结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些原则的规定做了具体的说明。文章最后还指出了在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的对选拔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缺乏深刻理解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利用了“专文”的独特的记述方式，使整个事件在年鉴中得以显露，并且将容易散落在各个领域记述的内容得以集中记述。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20年，但在现在读来，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原因、背景都十分清晰、完整。由此可见，专文在年鉴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他可弥补条目的不足，给读者以完整的信息，提高年鉴的存史价值和使用价值。 

二、“专文”能提供更大的信息含量 

由于“专文”记述的事件可以是当年发生的，也可以是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可以是一件事，也可以是一个方面的事件；可以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等各个领域发生的事件和政策性的变化等等。“专文”的撰写特点，决定了“专文”的性质，对题目选择的灵活性使“专文”能将条目所不能涵盖的内容都记述在内；所以说“专文”比较条目具有更广的时空记述范围。记述的范围广了，涵盖的面大了，信息含量也就随之而增加了。 

《中国百科年鉴》从1980年创刊至1996年，刊登了许多类似的“专文”。其中1984版刊登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专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文章《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1986版刊登了国务院物价小组副组长、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专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文章《价格体系全面改革顺利起步》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专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文章《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1987版刊登了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专门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文章《中国劳动制度改革迈出重要一步》等等。这些“专文”记述了80年代的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资料，同时为《中国百科年鉴》增加信息含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渠道（以上所举均为一个方面的事件）。 

三、“专文”能提供更多的重要信息和有效信息 

年鉴的社会价值来自于为社会提供的信息，信息可分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重要信息和一般信息。要提高年鉴的质量，就要提高年鉴的有效信息和重要信息的含量，利用“专文”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途径。 

1．“专文”选题要求决定了所提供的信息的重要性 

目前，年鉴中还存在信息分散、详简不分的现象，一般条目的写法使年鉴中重要的信息不能显露。因此要提倡年鉴要反映新的、重要的，反映时代脉搏的，反映年度特色的、反映社会热点的、给人以启示的信息，而“专文”对选题的要求恰恰符合这些特点。条目的选题要求是反映重大的事件，“专文”的选题要求比条目更严格，与条目相比，它是重中之重。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为此《中国百科年鉴（1985）》除了在条目中对奥运会的基本情况作一般的记述外，专门约请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了题为《零的突破》的文章。文章突出了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15枚金牌、并居金牌总数第四位的优异成绩。同时也指出，应清醒地看到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通过这篇“专文”，不仅将发生在1984年体育界最为振奋人心的大事作了详细地记录，而且以一系列的数据将中国当时的体育水平与国际体育水平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比较和分析，使这件大事不仅在所有记录的当年的大事中显露了出来，而且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一般只有类似这样的大事才能作为“专文”的选题，所以说“专文”的选题要求决定了“专文”信息的重要性。 

《中国百科年鉴》刊登的类似的“专文”还有1982年版的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袁隆平撰写的《中国的杂交水稻》和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撰写的《中国大球发展的新起点》，1985年版的文汇报随团考察的记者陈可雄撰写的《南极考察史上光辉的一页》等等。这类“专文”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信息（以上所举的是单一事件）。 

2．“专文”对撰稿人的要求决定了所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 

对“专文”撰稿人的要求严于一般条目的撰稿人，要求撰稿人是所记事件（工作）的领导者或直接参与者，所写的内容多为亲身经历或参与的，掌握资料不仅全面、真实，而且具体、生动。上述的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国务院物价小组副组长、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劳动人事部部长赵东宛等均为当时所写的事件（工作）的分管领导，袁隆平和陈可雄均是事件的参与者。在《中国百科年鉴》中类似的撰稿人先后还有康克清、钱三强、钱学森、钱正英、于光远、陈慕华、李贵鲜、成致平、杨白冰、吴仪、袁伟民、李铁映、李鹏、黄菊等等一大批权威人士，他们的确是“专文”作者的合适人选，所撰写的“专文”增加了年鉴有效信息的含量。 

3．“专文”的组稿方式决定了提供的信息更符合年鉴编辑要求 

“专文”的组稿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条目。“专文”的组稿顺序虽然也为编辑选题—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约稿“三步曲”，但与一般条目组稿要求的程度不同。 

编辑选题，主要是由编辑通过各种途径对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提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获取选题信息的渠道是经常与政府工作部门的有关人员接触，或经常关注社会生活某个方面的发展动向，从中取得准确的信息，选出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件，在编辑部进行讨论并经主编同意，初步拟定。 

听取有关部门意见，主要是将初步拟定的选题经过与有关部门商讨后决定。在实际生活中，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未必符合“专文”选题的要求。有些事件虽然重要，在媒体宣传得热热闹闹，而实际上工作只刚刚开始，远未达到有实际内容可写的程度，即使能写得出的，也是较“肤浅” 的，达不到“专文”“深层次”的要求。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正是为了保证“专文”内容的质量。 

约稿，是整个组稿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要确定最合适的人选，其次对稿件的内容，包括要求撰写的几个方面或几个部分提出具体的要求，最后规定所写的字数。 

有了以上三个环节，整个过程是按照编辑的意愿操作的，使“专文”的内容和撰稿方式做到完全符合年鉴编辑的要求。 

正因对“专文”的选题、撰写人员和组稿方式等具有较高的要求，“专文”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重要信息和有效信息。 

四、撰写“专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设置“专文”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最新、最重大、最热的事件，所以要在“专”字上下功夫。首先从“专文”的数量上必须严格控制，如果将“专文”只是作为一般的综述或概况的要求来撰写，将会形成每个栏目都有“专文”，每个行业都可以有“专文”的局面，这时的“专文”已不再“专”了。 

其次，撰写“专文”不能搞平衡，包括部类之间的平衡，作者之间（领导人）的平衡。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事情都会涉及到平衡问题，年鉴也不例外。上领导的图片要平衡，部类之间的文字要平衡，涉及到领导人时更要讲平衡，类似的平衡还有许多。这些平衡有时是需要的，视事而论。但在撰写“专文”上是绝对不能讲平衡的，否则就失去了设置“专文”的初衷。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既然是新事、大事、热点，同样也包含了正反两方面，所以“专文”所选的内容不能报喜不报忧。年鉴“专文”的选题既要包括取得的成绩，也要包括得到的教训，要客观的、全面地反映事实，这也是年鉴对所有稿件的要求。 

设置年鉴的“专文”还要注意处理好“专文”与专栏的关系，“专文”与综述或概况的关系。“专文”与专栏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关于“专文”的要求在此不再重复），专栏虽然记述的也是特别重大的事件，但还是以当年发生的事件为限，在选择表现形式时要有侧重和针对性。“专文”与综述或概况的区别就更明显了。综述或概况是对一个部门或一个行业的面上的、总的情况的记述，不应将“专文”作为综述或概况的扩写，只要掌握好“专文”的选题要求，是不会将两者混淆的。 

目前虽然不少年鉴已设置了“专文”，但从所记录的实际内容看，还未充分体现“专文”独特的功能，未意识到“专文”在年鉴中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年鉴的不断创新，“专文”的功能和重要作用终将被逐步认识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