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综合年鉴具有资料性、年度性、区域性、连续性等四大属性。作为新的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大数据已经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等众多领域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都与年鉴功能有着重叠和类似之处。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年鉴要保持生命力，必将在资料收集方式、编纂思维方式和利用方式都将受到冲击和影响。 

　　大数据时代对年鉴内容广度与深度提出更高要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中指出：年鉴编纂单位应拓宽资料搜集渠道，资料除依靠各供稿单位提供外，还要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和提炼网络信息，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搜集。但是，当前年鉴资料的来源绝大多数还是以单位供稿为主导，被动收集资料为主，网络信息来源利用很少，内容也主要是国家机关治理涉及的领域，在政府部门职能不涉及的一些社会和行业领域，基本空白。这与海量的大数据相比，其深度与广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云计算”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得获取和存储数据变得既简单又方便，因此开辟大数据作为年鉴资料重要来源成为当务之急。

　　大数据时代对年鉴的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大数据时代下，数据的搜集与传播具有及时化、全时化的特征，大数据及时收集与抓取的功能，很多数据能做到实时更新并迅速传播。虽然年鉴主要功能为记录和存史，《规定》中指出，“年鉴应逐年编纂，做到在出版年度的上半年内出版”，目前很多地方还做不到这一点。很多时候，等年鉴出版，很多数据已经过时，参考性不大。因此在时效性方面，一方面要利用大数据，及时迅速的获取编纂需要的数据和资料；另一方面充分加快年鉴编纂出版节奏，增强其时效性，才能跟上大数据时代的节奏和年鉴受众的需求。

　　大数据时代对年鉴的传播与利用提出更高要求。传统地方性综合年鉴传播的媒介和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是以书籍的方式出版发放给各个供稿单位、图书馆等，目前一些有方志网站的地方上传电子版到网站，受众极为有限。很多时候供稿单位以外的群体比较难以获取、知晓率不高。由于年鉴获取者大部分为年鉴资料的提供者，和众多年鉴资料的读者和研究者没有沟通和交流的渠道，从读者角度促进年鉴编写水平提升途径缺失。而大数据主张开放、共享、互动。大数据时代年鉴传播媒介将多样化、整合化，传播范围应该全空间化，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各种社交媒体软件等技术平台都可以成为年鉴的媒介，同时通过媒介互动共享同时获取相关互动数据。

　　大数据时代对年鉴编纂和利用带来新机遇。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给年鉴编纂带来众多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对支撑大数据发展的国家级统一平台进行了总体规划布局，提出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构建跨部门的“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在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政府集中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和信息惠民服务平台”，到 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到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按照这一规划，年鉴编纂将依托这些数据平台，以前难以获取的重要内容将较为容易获取，资料来源更加广泛和丰富，必将是年鉴内容大大提升。同时，大数据搜集和分析技术，又可以充分应用到年鉴系统，进一步提升年鉴编撰深度和应用范围。

　　大数据时代对年鉴编辑与利用的启示：

　　一是拓宽年鉴资料收集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随着我国大数据发展规划落实，年鉴编辑应该逐步突破目前单一被动的接受年鉴资料收集的模式，一方面要利用逐步建立的各个领域的数据系统，对原有的各项内容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充实，增强资料尤其是各项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加入以前难以搜集量化的数据内容；另一方面，要逐步利用大数据搜集便利性，打破年鉴内容主要来源于党政机关提供原材料的局限，没有大数据之前，一些不在党政机关职能范围的事物往往难以出现在年鉴内容之中，如在一些服务业领域像电子商务发展情况、餐饮行业客流量等具体数据，可以依托相关行业数据库来收集整理，来弥补年鉴记录空间的局限。

　　二是要逐步创建年鉴利用与交流的大数据平台。当前，年鉴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高校师生、企事业单位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面向群体较窄，互动性差。对于新技术的运用，年鉴数据化主要还是把纸质年鉴书籍PDF化，上传到史志网络。大数据时代性年鉴的利用和开发远非如此，年鉴领域应利用云计算技术和移动设备，以年鉴资源为核心，搭建吸引所有年鉴编撰者和利用者大数据平台，这一平台应具无地域限制，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特征，并方便检索，利于互动。既可以充分发挥年鉴资源的作用，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大数据平台，收集编者与读者年鉴使用习惯、内容需求等数据，反过来促进年鉴编写与使用的优化，保证年鉴的活力。

　　三是充分发挥年鉴自身的存史特性。由于大数据存储记录的海量性与存储内容的及时性，年鉴在数据记录方面永远也无法与大数据该项功能匹敌，也无此项必要。大数据更多是通过对全部非绝对精确数据的相关关系进探究，从而做出预测。年鉴的功能更多是通过连续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对一地社会发展进行详实记录，从而理清历史发展脉络，探究事物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年鉴同大数据相比具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大数据时代，年鉴编辑更应该强化此项特质。要做到这些，年鉴编辑一要保持连贯性，在框架设置、条目记载、数据记录等方面要持续强化其连续性和完整性，避免中断；二是要加强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记述。大数据更多偏重微观层面的数据收集来预测分析宏观事件，而年鉴除记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外，要全面反映地情，要注重社会人文风情，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脉络的记载，从而彰显年鉴不同于大数据的价值。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年鉴工作者应主动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政策决策、社会运行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积极探索在大数据时代，综合性年鉴编辑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功能的新路径。同时要看到年鉴自身的特质，大数据只是一种手段，合理运用大数据方能推动年鉴焕发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