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政治观点是新方志的灵魂。本文试就新方志的政治性谈些个人的看法。

坚持政治性，确保新方志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精神产品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它的社会属性表现为阶级性，是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表现鲜明的政治性。超阶级的志书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把志书作为本阶级的宣传工具，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为其自身的利益服务。编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也是共产党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新方志也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它必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性。早在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就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新的地方志。“四新”最重要的是新观点，即政治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开宗明义地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为新方志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性指明了方向。

坚持政治性，是时代赋予新方志的使命，是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也是新方志的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新方志记述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曾三同志概括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充满了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斗争、人民的战斗，也充满了人民的苦难与人民的欢乐。这些年发生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革命事件，涌现了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披荆斩棘，开天辟地的英雄、烈士、劳动模范。……这是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这是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这是我们进行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正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时代”。突出时代特征，也就体现了时代的政治观点。离开了政治性，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新方志，也谈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发挥其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把坚持新方志的政治性放在首位，并作为衡量新方志质量的重要标准。

坚持政治性，就要用翔实、准确的史料反映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性；反映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好中国的真理；用具体、生动的资料反映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突出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还应反映中国人民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坚持政治性，就要坚持党性原则

政治性，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在志书中的体现。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因为共产党除了谋求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决没有其他私利可谋。因此，坚持党性原则与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是一致的。如果离开了党性原则，就可能误入歧途。在前阶段，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出现一些妨碍新方志党性原则的不良因素，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在方志编纂实践中，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也出现一些偏差，影响新方志的政治性。

片面强调经济性内容的记述，忽视政治性内容的记述。政治性的内容少，深度浅，篇幅小，地位低。笔者考察已出版的几部市县志的“共产党”部分，《内江市志》“共产党”一章，只有1．3万字，约占全志98万字的1.3％。《南京简志》“共产党”(条目)1．6万字，约占全志130万字的1.2％。《镇雄县志》“共产党”只作为一节，约0.88万字，，占全志110万字不到百分之一(占0.8％)。记述的内容也限于组织沿革、代表大会、领导人更替等，有的县志或市志，增加党委部门的工作内容。相比之下，有些兴起不久的事业，发展历史并不长的却给予殊遇，单独设志(编)，规格比共产党志(只是章)要高，内容要多(我并无否定单独设志的意思)。经济是基础，新方志加强对经济性内容的记述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这就值得考虑。“真理越过半步将变为谬误”。不能强调此，而忽视彼。此其一。

有人提出，志书不能反映规律，只记什么不记为什么，其结果呢?只能导致记述的事物因果不彰。记成绩，不知成绩是因何而得；记失误，不知造成失误的条件和原因是什么。把志书要反映规律的问题弄得玄而又玄。此其二。

只提生产力标准，不提其他标准，致使认识上的片面性、内容上的单一性、方法上的绝对性。生产力标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一些事物，还必须用其他标准去检验，如考察干部(干部路线)就应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此其三。

志书是资料书，不能有编写者的观点，“述而不论”，结果造成有的记述的事物是非不清，观点不明。任何作品的作者，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成员，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在进行写作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某一阶级的主场上，按照一定的是非标准去观察、选择材料，并将自己的观点渗透到所写作的作品中。没有观点的作品是没有的。“述而不论”不是没有论，而是指不能离开事实去论。用事实去反映观点。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此其四。

强调记政治运动，特别是错误的政治运动要“细”，“宜粗不宜细”已不适合地方志了。结果有人片面理解，又走到另一极端，让一些非本质非主流的东西占了上风，掩盖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给读者的印象是新社会不如旧社会；社会主义不比资本主义好；共产党总是在犯错误。不能给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对错误的东西，包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佚失误，回避不记，本身就是错误的。问题是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去记，主要是记经验与教训。记失误的目的在于总结历史教训。使今后不重蹈历史旧辙。此其五。

淡化政治和宣传色彩，变为不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似乎一提加强政治性，就认为是“左”。此其六。

只讲“秉笔直书”，结果是“有闻必录”。此其七。

还可以举出一些，这里只是粗线条列举一些影响新方志政治性的一些因素。要坚持党性原则，就得克服这些妨碍政治性的种种不良因素。

新方志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问题。这个问题谁都会说，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我们在实践中有深刻的体会，稍有疏忽，就会偏离方向。如对衡阳保卫战的记述：发生在1944年6月23日—8月8日衡阳保卫战，奋战47天。对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们利用的资料不够完整、全面，有的资料还留下“左”的思想的痕迹，结果否定国民党抗战进步性的一面。第二次，我们核实资料，去掉“左”的思想，肯定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浴血奋战，激战47天的英勇事迹，可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又忽略了，结果仍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后来我们补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游击战争的资料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资料，既肯定国民党爱国将士积极抗战和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又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同时突出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志界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不深，这是件大好事。但并不能说毫无影响,比如对待传统文化的否定多于肯定，淡化政治的观点也时有出现，某些志稿出现一些观点错误等，要坚持党性原则，必须彻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三、坚持实事求是。这也是个老命题，但真正做到也不容易。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反映历史的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去罗列历史资料。比如大跃进，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造成许多失误，对这些失误如实记下来，可以帮助人民总结经验教训；但是大跃进期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提出秉笔直书，如果离开党性原则，侈谈秉笔直书，那样只能是纯客观的“有闻必录”，就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影响新方志的政治质量。

四、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观察和分析问题也应立足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和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主流，也要看到支流；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质，又要看到非本质，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记成绩，是多大记多大，记失误，是几分记几分，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有的县农田水利取得了一定成绩就写成彻底改变水利落后的面貌，如果用具体事实，采取前后对比，不是更鲜明吗?

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这个问题方志界讨论很热烈。有人提出这条原则不适合地方志，我看不能这样简单否定。有人提出，过“粗”(指记政治运动)会影响新方志的政治质量，难道过“细”就不影响志书的政治质量吗?话不能说得这样绝对，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过“粗”或过“细”，而是要透彻理解和掌握“宜粗不宜细”的内涵。首先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其次要严格“粗”与“细”的标准，粗与细要存一个“适度”的原则。我们曾组织几次讨论，大家都认为这条原则要坚持。对那些可能有损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这个大局，有违反保密规定的，不仅不能粗，有的还不能记，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对政治运动的背景、原因，演变过程，结果和影响，主要经验与教训应该记，有的还可以详细一点，记政治运动目的不是再现政治运动，而是向人民提供总结经验教训的史实。

六、以江泽民同志国庆四十周年讲话为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实的基准。以讲话作为记述的基准，是因为讲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科学地总结了四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精辟地概括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指出并阐明当前全党和国家工作中需要注意统一认识的问题。这个讲话为我们全面准确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90年第2期